反腐英雄，更多的时候成了悲剧人物。据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介绍，“改革开放30年来，评出的10个反腐名人，其中9人都遭到打击报复。现在的越级上访现象，也说明举报受理机制方面存在问题。很多举报得不到有效回应，甚至经过层层转批后回到被举报单位，出现被举报人拿着举报信找举报人谈话的尴尬局面。”由此，很多专家建议，应该立法保护举报人。(3月17日《中国青年报》)

　　就当前反腐败实际而言，构建全民反腐败体系已经成为反腐败能否深入推进的一大关键，而公民举报历来就是反腐的一柄利器。就此意义看，立法保护举报人权益，不仅必要而且迫切。然而，立法保护是需要时间的，是远水，眼下我们完全可以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寻求突破，给举报人最大保护。

　　突破的方向在哪里？按何增科的说法，很多举报经过层层转批后回到举报单位。层层转批并非一无是处，绝大多数举报人都想自己的举报能到最高反腐机构手里，而囿于精力，最高反腐机构不可能对每一个举报都派人查办，这就必然产生层层转批。可以说，层层转批并没有原罪，关键是上级的批示往往对下级没有形成足够的威慑。甚至很多被举报人之所以敢为所欲为，就是因为“上面有人”。而如果让举报人也能“上面有人”，那么就会产生动态平衡，举报人的权益就会得到维护。可见，让举报人结上一门“贵亲”确有必要。

　　“贵亲”怎么结？联想到当前各地开展的结对挂钩帮扶制度，当上级把举报转批下来的时候，也可以明确某一领导与举报人挂钩联系、结对保护。如果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则追究结对领导人的责任。这样，结对领导为了自己免责，自然会过问举报事件的落实，关心举报人的权益保护。即使举报信到了被举报人手里也不要紧，这时举报人“背后有人”，被举报人想要打击报复还得掂量掂量。如果举报人受到打击了，那只能证明被举报人确实有问题，如果被举报人“上面的人”插手了，则可以顺藤摸瓜。

　　当然这更像是“不是办法的办法”，但从实用角度看，管用的办法就是好办法。现在到处都在讲责任挂钩，在保护举报人问题上把责任挂一回钩又有何妨？毕竟，对举报人多一分有效的保护，监督举报机制的效果就能多一分，腐败现象也就有可能因之而减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