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陕西丹凤县高中生徐梗荣，在接受公安审讯期间突然死亡，家长怀疑孩子被刑讯逼供致死。据报道县公安局主管领导已被刑拘，其他涉案人员正在接受调查。12日县政府和徐家签订协议支付了12万元丧葬、抚恤费，徐梗荣的父母和奶奶终生享受当地最高标准低保；16日徐家已将徐梗荣下葬。(《华商报》3月18日)

　　让我感到疑惑的是，在死者是不是被警方刑讯致死没有弄清楚之前，县政府为何就赔了徐家12万元，而且还许诺给死者家属“终生低保”待遇？当然你可以说是“人性化操作”，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绝对不属于国家赔偿，更像是民事交易主体间的“讨价还价”，或者叫“国家私了”。

　　按《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以国家机关的“违法侵害”为前提，应当由受害人申请，赔偿义务机关(就是先前的侵害机关)确认自身“违法”后，先行垫付，再向财政部门申请划拨。但事实是，很多时候一些地方既不走法定的程序，也不向财政“报账”，而是用单位的办公经费、单位资金等“私了”。国家赔偿金用不出去，“私了”现象已成公开的秘密。

　　选择“私了”，赔偿义务机关自然是为了规避问责，“私了”可以更好更快地解决问题，避免影响扩散，特别是在网络舆情汹汹的情况下。

　　而受害方选择“私了”也是无奈，现行《国家赔偿法》程序复杂，赔偿范围窄，赔偿标准低，让受害方不愿“拿起法律的武器”。比如该法规定：只有警察的直接殴打或者唆使他人殴打，才适用国家赔偿，并不包括被“狱霸”殴打致死。

　　2001年贾小兵在北京西城看守所被同监室8人殴打致死，其父将西城公安分局告上法院索赔91万元，虽然有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在法理上力挺，法院还是“严格”适用《国家赔偿法》，驳回了贾父的诉请。据报道在打官司之前，警方曾表示愿意赔偿35万元，前提条件是不起诉。这个案例大概可以给那些像秋菊一样非得“要个说法”的人足够的启发——还是“国家私了”的好。

　　“国家私了”一笔账算下来，是多赢——受害人多拿了赔偿，责任单位躲避了问责。当然也是有危害的——掩盖了真相，留下了隐患，国家机关少了一个自我纠正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