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之中往往蕴藏了巨大的机遇和新鲜的力量——三十年前计划经济难以为继、国民经济濒临崩溃，“逼”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1997年前后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成长起了一大批像韩国的三星集团和中国的力帆集团这样的优秀企业；2003年蔓延全国的“非典”则大大考验并提升了中国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那么，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又给中国带来了哪些机遇呢？从企业层面来看，危机之下“抱团取暖”、合作之中有机遇；“走出去”有机遇；“休养生息”、调整企业的发展战略和产品结构，能带来机遇；处理好企业的劳资关系，也能给企业增添发展的后劲。就国家层面而言，目前的经济危机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对于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七大报告作了如下表述：

　　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这一目标具有三个层面：以初具规模的工业化和国内市场为象征的综合国力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体制改革的继续推进。当前这场经济危机恰恰在这三个方面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机遇。

　　源自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在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等虚体经济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场经济危机逼迫我们思考实体经济下一步发展与改革的方向，逼迫我们去解决实体经济中存在已久的痼疾。

　　这一痼疾就是市场经济体系的不完善，具体体现为国营企业的垄断与低效率、公平竞争的缺失、对私人资本及物权缺乏重视等等。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受冲击最大、损失最严重的，就是中国的民营企业。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民营企业实力及抗风险能力有待提高，同时也说明国家缺乏足够的机制和政策来维护民营企业的稳定发展。因此，如何在融资、市场准入及风险防范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服务，是中国政府接下来应重点考虑的问题。

　　此外，一个足够规模、并且良性运转的国内市场体系，应该是国企、民企、外企公平竞争的市场，只有充分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才能激发整个市场的活力。

　　另外，就中国当前的国情而言，发展实体经济最为集中的目标就是继续推进工业化。工业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意，也是实现小康社会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阶段。无论是建设支撑国家发展的产业体系，还是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解决中国众多人口的就业问题并逐步实现城镇化，无不依赖工业化的大力推进。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政府及时注意到了这一点，此次推出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集中关注中国制造业中的支柱产业，其中包括近年来较受冷落的纺织业等传统行业。这十大产业所创造的产值，占据了中国GDP的1／3，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80%，创造的就业岗位占30%，创造的税收则占37.4%。因此，这一举措在实体经济方面所带来的巨大的连锁反应，当不容忽视。

　　除了刺激经济增长、带动消费和投资等“权宜之计”外，这一计划还显示了国家调整工业结构、提升发展水平和层次的努力。如加强技术改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重组、支持企业兼并重组以及淘汰落后产能等等；而危机情况下的优胜劣汰，也为上述改革提供了契机。

　　回归制造业和工业化的努力，也为金融等虚体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方向，即金融创新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否则将成为无本之木。

　　二、藏富于民——真正的社会主义分配模式

　　在目前这种危机中，外贸依存度和储蓄率过高、企业投资热情降低、各种刺激方案乏力等，其解决方案最终都指向了四个字——扩大内需，这也是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根本手段。

　　但是居民消费热情低迷只是表象，其背后是中国亟待改革的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保障体制。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07年，国家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7.5%上升到24.2%，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则从68.1%下降到57%；从1995年到2007年，国家的财政总体收入增长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仅增长了1.2倍。1998年到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9.6%，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只有9.87%。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关于改革分配制度、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的呼声，虽然始终不曾停止，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总体财富的不断累积，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改革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国家上级财政和国企收益分配制度的迫切性。

　　因此，只有将目前的扩大内需方案，上升到分配制度改革的层面，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在这场危机的直接刺激下，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的许多“坚冰”，也开始慢慢融化。如2009年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对医疗改革的新方向，作了详细的阐述，并明确提出，未来三年各级政府将在医疗卫生领域投入8500亿元。

　　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同时提出了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推行税费改革。这一改革如果顺利实施，不但可以直接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而且可以刺激企业的投资热情，降低居民的经营性成本。这将从根本上改善国家引导投资的低效率，真正改变“国富民穷”的局面，实现“藏富于民”，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优越性。

　　三、政治体制改革——危机之下的新契机

　　危机当前，与往年相比，2009年的两会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如会期缩短、强调“勤俭会务”、记者人数创历史新高、集体采访密集等等，都让今年的两会显得格外务实、高效和透明，尤其是本届政府从政府规划到调研问题，无不体现出政府关注民生、关注人民权益的切实努力。这一方面可以看出特殊时期国家议政方式和决策方式的调整，也可以看做是经济危机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所创造的独特机遇。

　　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为了应对危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复苏的重大举措。在这场经济危机中，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资源和能力，大大超越了很多西方国家。但是如何运用好这种资源和权力？如何避免在刺激经济的同时滋生腐败、官僚作风和权力寻租？则对党和政府的调控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新的经济形势，也使得以往的利益分配机制、反腐机制、党内民主以及基层民主等都面临新的挑战，这既为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将为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提供动力和契机。

　　改革往往是“逼”出来的，但如何在压力之下换取长久的发展动力，还需要做更冷静的思考。应对危机不是权宜之计，只有善于发现契机，并扎实推进改革，才能用这次经济危机换来另一个三十年的繁荣。“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不进步”，王铁人的豪言壮语可以成为对我们的鞭策。(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单忠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