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来渝后，很少公开露面，一般都在住地召见他人。11月14日蒋再度飞重庆，召开过两次较大会议。我参加了第二个会，与会者都是少将以上军衔，有30余人。蒋介石讲话的主要内容是:确保重庆，保住重庆我们就有办法；如重庆保不住，就退守内江，以沱江为第二道防线反攻；成都是我们与共产党决战的地方，已命令胡宗南100万大军开赴成都，并拟从台湾调500架战斗机，与共产党决一死战。

　　其实，谁都知道胡宗南根本没有“100万”军队，“500架战斗机”更是妄言。

　　此时刘邓大军已逼近重庆，“陪都”危在旦夕，蒋介石还在睁眼说瞎话，拿银元收买人心，鼓动我们卖命。“再坚持3个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那时，美国会直接出兵，援助我们消灭共产党。”蒋介石说:“现在发3个月的应变费给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到时再论功行赏。”内二警领到多少银元，我记不清了，只记得退守成都时，曾用几辆卡车装运，并派手枪大队护送。

　　银元虽多，并不能抵消我的反蒋情绪。原因有三:一是内二警前身是川军刘湘系，长期受蒋歧视，与中央军差距太大，祸到临头才想起我们，实在憋气难忍。二是毛泽东1949年4月的讲话我已看到，毛泽东向国民党军政人员指出两条路:一是继续与人民为敌，与蒋集团同归于尽；二是与蒋决裂，赎罪立功，以求人民宽恕。三是对重庆“九二火灾”的处理，让我对国民党彻底失望。据事后统计:“九二火灾”烧毁街巷39处，学校7所、机关10处、银行钱庄33家、仓库22所，被烧死的人户口载籍者2568人，其他身份不明者不计其数。处理结果竟由重庆警备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龚克勋，从牢房里押出两个犯人，说是共产党，枪毙于余家巷、暴尸三天了事。这不是草菅人命吗？！

　　真要反蒋，我一人难以办到。内二警的总队长是彭斌，我是副职，完全控制内二警，没彭的合作不行。但我俩谁也不敢率先表态，因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1949年11月下旬，刘邓大军已打到綦江、南川一带，蒋急令胡宗南调第一军赴重庆保驾，胡的这支部队号称“天下第一军”，在南泉与解放军激战后，失败溃逃。

　　11月27日，林园、白市驿机场等处的守卫都换上了蒋的嫡系。内二警则被调到长江南岸抵挡解放军。大家认为，这是蒋介石借解放军之手，消灭我们杂牌部队。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我和彭斌不能不考虑携手反蒋。

　　29日下午，内二警奉命撤回长江北岸，防守佛图关到朝天门一线。我和彭斌在菜园坝江边商议发动兵变。彭斌说:“这次行动由张副总队长任总指挥，他带几个支队先上去，一支队摆牛角沱，二支队摆曾家岩，三支队摆上清寺，四支队摆中山路，另两个支队由我带上去。”我们都避开说“起义”二字，但行动部署却摆明了是要兵变:4个支队控制蒋在城内的力量，两个支队捉蒋。

　　当我带队入城时，意外发生:驻守城内的国防部364师罗君彤部，突然用机枪向我们开火。事后才知，是杨森不放心内二警，让罗趁机打垮我们。见打得很凶，彭斌不敢贸然上来。

　　当晚9时多，重庆城内异常混乱，很多车辆朝成都方向开，有熟人看到我喊:“佐斌，快走，上成都哟！”我急着找彭斌，无心理会，但很奇怪:蒋不是下令车辆只准进不准出吗？为什么这么多车往成都开？大约11时多，忽听江北“轰”一声巨响，全城电灯被震熄，原来是江北兵工厂火药库爆炸所致。后来才知，这是蒋介石临走时，指使特务干的。

　　找不到彭斌，我只好把部队往山洞方向开，谁知彭斌已先到了。此时大约是凌晨12时30分，我们正商量时，突见5辆小车从林园方向开来，因电灯被震熄，没看清是什么人的车。只见汽车转弯驶往白市驿方向，不一会儿又看到3架飞机升上漆黑的夜空，我和彭斌才恍然大悟:蒋介石跑了！蒋原说他要11月30日中午才飞成都，没想竟提前了12小时。后来才知，蒋提前离渝，是因他得知驻重庆附近的谢增新师已起义，解放军的一个师正直奔白市驿，欲封锁飞机场。如此，我们在渝兵变、捉蒋介石的计划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