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前天公布的一纸《意见》不仅掀开了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大幕，也迈出了建立覆盖城乡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第一步。也许要等到许多年以后，人们才会真正认识到这项决策的意义。

　　现在就匆忙地评价新医改方案的得失，显然是操之过急的。况且《意见》也只是一个原则，具体操作层面的技术性规定还有待一系列实施细则的制定，许多地方，如政府投入的金额也不是不能随实际情况变通和更改的。但就《意见》所呈现的“政府主导”、“公益主体”、“覆盖全民”和“福利均等”的指导思想来看，其方向无疑是正确并值得期许的。

　　新医改方案也许会令一些反改革的人士欢欣鼓舞，但从我的角度看，这与其说是走回头路，是对市场化改革的否定，毋宁说是对真正的市场经济的认识的加深。传统的计划经济取消了市场和竞争，把人和社会的一切事务纳入国家这台超级机器中；而在现行的半吊子市场经济中，政府一方面并没有从应该退出的领域中退出来，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理应承担的责任交给了市场。这也可能正是越来越多国人对市场导向的改革萌生怀疑和对立情绪的根源。如果说当初为了打破难以维系的“大锅饭”和“铁饭碗”，不得已把“效率”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话，现在，经过30年的实践和反思，是到了对这种混杂了许多不合理成分的“伪市场化”进行二度拨乱反正的时候了。事实上，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公平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效率和创造力的进一步释放。

　　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国家财政的投向开始越来越明显地由过去主要为经济增长服务的基础设施项目转向各类社会事业。这是因为，只有解除民众对读书、看病、养老等后顾之忧，我们的内需市场才有可能真正启动，中国严重依赖出口的失衡的经济结构才能得到扭转和改善。这些都确是真知灼见，但尚不足以说明社会保障的决定性意义。

　　面对当前触目惊心的社会矛盾以及大多是由权力不受制约而孳生的贪污腐败和社会不公，许多人将改进的希望寄托于毕其功于一役的政治体制改革上。这种想法是值得同情也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他们忽视了至关重要的一点：政治变革要成功，不仅需要有政治层面本身的推动力，还必须要有一个最起码的社会基础，否则就难免陷入失控和混乱状态。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推动力的形成很可能是十分偶然因而也是不可知的，但一个能够顺利承接上层政治变迁的下层社会基础却是实实在在不可或缺的。

　　我一直呼吁，趁现在政府财政收入相对宽裕，尽早建立一个覆盖全国城乡所有公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因为在我看来，就当前的中国而言，如果想要从社会的层面着手，为未来更加根本性的变革做一些有益的铺垫和准备工作的话，舍此绝无其他捷径可循。我很想对那些批评西方福利制度的学者说，中国的社保体系注定要承担比西方发达国家艰巨得多的使命——在他们那里，这仅仅是一个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安全阀或缓冲器；在我们这里，它还应该能够承受未来制度变迁所造成的额外冲击。在中国，当你谈论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时，你不能仅仅从经济的角度看问题，政治和社会的成本才是最大的成本。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建立一个像西方福利国家那样的普遍高水准的社会保障体系。任何一个头脑不糊涂的人都明白，即便花再多的钱下去，政府提供的服务也不可能做到令大多数人满意，它只能是一些最基本的底线保障，能做到不让大多数人失望就已是万幸了。这是政府这种排他性的权力机构的性质所决定的，世界各国皆然，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我们尤其不能抱有过高的奢望。

　　但不管千难万难，只有硬着头皮往前闯一条路。不仅是狭义的社保，在医疗、教育、传媒等关涉现代文明国家中公民基本公共权利的领域(大多属于我们这里所谓的“事业单位”)进行的改革，可以被视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堡垒的最后冲刺。

　　假如到2020年，也就是再花10年多一点时间，我们能够从医疗卫生出发，基本建立起一套涵盖失业和养老的全民社保网络(基础义务教育的普及目前已近基本实现)，那么古老的中国将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先贤理想。当我们看到社会上不再有失学的适龄儿童，不再有身无分文的失业者，不再有得不到基本治疗而等死的病人，不再有无人赡养的孤寡老人……到那时，中国的现代化就算有了真正坚实的社会基础，穿越“历史三峡”的百年变革的“最后一跃”也就水到渠成了，将来的制度变迁就将被一劳永逸地纳入和平与可控的轨道。

　　只有如此，中国社会才能走出千百年来一再上演的历史循环。等到危机真的爆发时再着手修筑社保这块“泄洪区”，一方面政府财力可能已捉襟见肘；另一方面为时也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