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2009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发布暨中国城市竞争力研讨会”。在持续进行的理论、计量、案例和主题研究中,报告又获得了重要进展和新的发现。在理论研究部分,提出了“地均GDP及其增长是测度城市竞争力的适合指标”的重要假设,构造了更为简练的城市竞争力计量模型。据此,香港、深圳和上海居中国最具竞争力城市榜前三。

　　作为位居前三的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城市,深圳和上海这两个国内城市,一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一个有着中国经济中心的美誉。良好的区位优势,持久的开放传统,居高的GDP指标,城市的现代化水平,都足以支撑这两个城市的强势竞争力。简言之,这个竞争力的适合指标是以“硬实力”为基准的。但城市是个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生态系统,除了经济属性,还包括政治文明、文化语境、人居环境等各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内容,都属于软实力的范畴。因此,评价中国城市竞争力,除了刚性的指标数据,也应考察城市的“温柔基因”。

　　衡量一个城市是否温柔,不是城市治理者八股式的政策条文堆砌,而要看政策条文能否让城市居民感受到现实的福祉。这里提到的城市居民,涵盖了一个城市的所有市民,既包括有当地户籍者,也包括非当地户籍的外来者。当所有的城市居民都认为权利均等,没有特权偏差,公共治理者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时,这样的城市就是温柔的,充满吸引力的。以此标准衡量中国城市,尤其是竞争力靠前的深、沪、京、穗等一线城市,竞争力的缺憾就毕现无疑。首要者,这些城市的户口藩篱较之二线三线城市更甚,大量的外来者还处于二等、三等公民的境遇。虽然深圳、上海在吸纳外来人口上有了一些探索和进步,但那只不过是拉开了一条细微的缝隙。只要中国城市存在着户口情结,而没有拥抱所有市民的胸怀,这样的城市是冷漠的,其城市竞争力也是要打折的。

　　还有就是,中国的城市管理理念里更多的是“严父思维”而少“母性温柔”。因为“严父思维”,中国的城市治理往往陷入严苛管理的困扰,总之是希望通过严格的管理达到管理者可控的理想化状态。其实,城市是一个人性化的系统,其和谐运转的关键除了制度化的管理,还有人性化的宽容。举例为证,小摊小贩的存在既是城市弱势群体自主化生存的必然,也为市民生活提供了某些方便。在此情境下,城市各阶层间就形成了一种利益共享的生态链,城市管理者至多是依法引导,理性规范,使这条生态链变得更加通畅,而不是无端斩断。几乎各城市难以避免的城管执法困扰,表面看是城管队伍的执法水平不高,而根源则是城市管理者对城市治理只有“严父”之“治”而乏“母性”之“理”所致。这样的城市竞争力当然是集体无意识地沉沦。

　　城市有大有小,有富有贫,有老有新,竞争力当然不可能相同。但是,相较于在刚性指标上的争强斗胜,提振城市的柔性竞争力更有意义。理想状态的中国城市竞争力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出生在边远乡村的中国公民,可以在上海自由地享受义务教育,又可以在北京无障碍地参加高考,更可以在深圳获得平等的工作权。这样,中国城市的竞争力才更具令人信服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