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徐迟。
不能承受之重
一封来自四川农村,没有收信人地址,仅写着“陈井运同志收”的信,竟沿着曲折的邮路准确无误地送到了陈景润手中。当年的“陈景润热”可见一斑。
那股“陈景润旋风”,将他从数学世界中拉出来,让他不得不去扮演各种角色。
邀请他作报告的单位排成了长队。他去山东、去安徽、去河南、去湖北、去贵州……他不得不在人们的盛情请求下,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自己的奋斗经历。人们似乎并不在乎能不能听懂他那南方口音极重的普通话,只要能请到他就满足了。
报纸、刊物也纷纷请陈景润写文章,青年报约请陈景润“与青年人谈理想”;体育刊物约请陈景润谈“做一个科学家要身体好”;省报约请陈景润“与青年同志们谈学习”……
小学请陈景润去做校外辅导员;中学请他去给中学生谈“怎样才能学好数学”……这一切,陈景润似乎责无旁贷。因为据说北京有一位中学生看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后,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埋头在数字、公式、符号中,眼睛近视了,背也驼了。
还有全国各地寄给陈景润的信件等着他拆看,一个又一个从外地赶来的青年要面见他,要跟他学数学,跟他探讨“哥德巴赫猜想”问题。
在当时特定的时代社会背景下,陈景润被赋予了太多的社会意义。但是,这对于一位数学家来说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陈景润不得不说符合公众形象的话,不得不按他理解的“又红又专”要求自己。那些年,他经常是一身草绿色军衣,草绿色解放鞋,斜挎草绿色书包的打扮。
全国科学大会期间,徐迟去看陈景润。房间里依然堆着五六个麻袋,不过都是群众来信。一个麻袋单独放在一边,全是女孩子的求爱信。
“我可怎么办?”陈景润冲着徐迟一摊手。
陈景润的老师,那位第一个向他介绍“哥德巴赫猜想”的沈元先生,特地来看望他当年的学生。陈景润说:“谢谢你,沈老师。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微不至地关怀我,我常常感动得流泪。我要加把劲,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继续攀登科学高峰。”
当时在场的记者听沈元对他的学生说:“你呀,正直的人已成为政治的人!”
数年后,徐迟在接受采访时说:“对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也有许多不好的作用。因为当时影响很大,他一下子成了名人。对陈景润这样的人,成名是一种痛苦,甚至成为了对他的工作的干扰。他如果不是那么大名气,可以有更多的安静的空间,有充分的时间来更好地进行他的研究。”
无用之用
上世纪80年代,武汉东湖路,徐迟的书房里添置了一台电脑,型号比人们熟知的奔腾286更古老,屏幕是用9寸电视机改装的。键盘上,贴着他亲笔写的字条“请先洗手,再接触键盘”。古稀之年,徐迟仍在笔耕不辍,他是作家中率先使用电脑写作的人。
徐迟晚年所读所写均是高能物理、相对论等问题的书。有一次他对秘书徐鲁说:“别的可能都是假的,都可以不写,唯有高科技的东西才是真的,才是非写不可的。”可惜他这个看法有点曲高和寡。
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出版时,发行了上百万册。然而到了90年代《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出版时,却只有寥寥5千册的印数了。
徐迟为此百般焦虑: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拥抱信息和科技,本是火烧眉毛的事,为什么心血之作却成了空谷足音?
陈景润也无可回避地面临了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要问,“哥德巴赫猜想”到底有什么用?甚至连一些数学家都说,陈景润不过是时势造英雄。
“说数学有用还是没用,那是外行话。”林群院士感慨道,“今天,人们非要探讨猜想的用途,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牛顿发现力学三大定律的时候,谁能预见宇宙飞船应用了这个理论呢?”
“无用之用”导致他的事业后继无人。陈景润的专业远离市场,除1978年有百人报名他的研究生外,往后数年,报考的人寥寥无几。从1978年到1990年的12年间,陈景润共招收6名研究生,本来为数不多,但没有一个留在他身边,大多出国了。
科研经费的短缺,也令他的5人小组难以为继。香港《文汇报》记者采访陈景润时,他谈到了他的忧虑:“每人每年数百元经费,连出差都难,国内有些学术会议都无力参加,更不敢请人来。”记者发出感叹:“没想到一个大数学家还须精心计算这么一笔细小的经济账。”
在记者看来,如此细小,但在陈景润,这是一个科研组一年的经费。
放弃“猜想”
陈景润以“哥德巴赫猜想(1+2)”著名,普通公众,大概以为陈景润一直在向(1+1)的证明发起冲锋。其实,陈景润清楚地知道,以现在的数学工具并不能破解(1+1),1974年以后,他便决定放弃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我不能骑着自行车上月球”,陈景润如是说。
作为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家,在自己的专业上,他没有因为公众的期望改变自己,尽管这可能有损他的光辉形象。
20世纪90年代,中关村变成了中国硅谷,陈景润却一天天衰竭。
1984年查出的帕金森综合征,让他几乎失去了一切,除了数学。当罗声雄告诉他英国数学家怀尔斯解决了费马大定理时,他请护工帮他翻起眼皮,睁开双眼,表示他的惊讶。然后,他含混不清地说,请把资料拿来,我要看。
自科学大会以后,陈景润和徐迟便没有见过面,甚至没有任何交往,但两人对科学却是一样的执着。
徐迟晚年涉足于高能物理王国,直到生命止息的前几天——1996年12月4日他的《谈夸克》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为此,《人民日报》在同一版面上还发表一篇署名陶钧的文章《赞文学家的科学感情》,文章指明,此徐迟即彼徐迟,打消读者可能产生的疑问:怎么作家徐迟会写起高深科学文章?
1996年3月19日13时10分,陈景润与世长辞。同年12月12日,徐迟在武汉的病房里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回味徐迟50年代写的一首诗:“我所攀登的山峰/在雨雪云雾笼罩下/它吸引你走进它/像磁场引导指南针/除非你是一个勘探队员/你不会知道这山脉的价值。”
这是科学家的赞歌,也是徐迟和陈景润相遇的机缘。
惊回眸,那一春
“神七”问天,“嫦娥”奔月,当今中国一日千里。正如邓小平在科技大会上预言的,“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
让我们再次回到1978年那个春天,那个决定了陈景润、徐迟和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春天。
这一年,杨乐在苏黎世国际数学大会上,报告了他和张广厚的研究成果。
这一年,孙家栋在科学大会上作了关于我国空间事业发展的发言。30年后,他成了绕月探测工程总设计师,实现了郭沫若在《科学的春天》一文中所说的“嫦娥奔月”。
这一年,黄昆在离开研究工作26年后,由邓小平点名到半导体研究所任所长,由此成为“文革”后走上领导岗位的第一批科学家。
这一年,陈佳洱回京参与制定低能核物理加速器研究的规划。此前,他已在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待了10年,修路、喂猪、种地,卖光了所有与加速器相关的书。
这一年,袁隆平由怀化农校调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晋升为研究员,并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这一年,巴金重新拾笔,耗时7年完成了《随想录》。
这一年,张艺谋,陕西咸阳国棉八厂28岁的工人,在北京电影学院西安考区,被几个摄影老师破格录取……RB022
(感谢陈景润的生前好友罗声雄研究员、林群院士、陈景润的秘书李小凝老师、《人民文学》前副主编周明先生、徐迟之子徐延先生、徐迟的秘书徐鲁先生对本文写作做出的指导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