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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带给我们童话般的江湖梦

  1981年7月,广州《武林》杂志创刊号上开始连载《射雕英雄传》,这是最早进入内地的金庸小说

《射雕英雄传》1984年一版一印,出版时间:1984年11月

  伪书《韦小宝传》(续《鹿鼎记》)(全套四册),作者:全庸,出版时间:1992年5月  

伪书《箫傲剑风流》(全两册),作者:全庸,出版时间:1991年3月

  《武林》杂志1981年创刊号,上面连载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这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金庸小说。

  1972年金庸完成他全部15部作品创作时,内地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和他的小说。金庸进入内地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节奏是一致的。1970年代末,同邓丽君的流行歌曲一样,金庸小说先通过民间渠道渗入内地,随之得到内地出版机构的追捧。1981年《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被视为其正式进入内地的开端。但此后再过十多年,金庸才在内地出版了第一套经他正式授权的作品集。

  金庸在内地传播近三十年,所谓“有华人处,就有金庸”。90年代中期起,金庸小说不仅风靡于读者中间,更登堂入室。他打造的“江湖”如同托尔金笔下的“架空世界”,引发学者的研究热潮。而围绕金庸作品文学价值的争论也始终没有停止。

  1

  直到邓小平接见金庸,金庸小说在内地才开禁

  在北京二环边上某个豪华写字楼的宽敞办公室里,当年的北大才子、如今的传媒公司总裁王怜花周身洋溢着职业经理人的精明利落,但谈起自己偏爱的武侠小说时止不住轻松微笑。在王怜花的同学中,“北大醉侠”孔庆东已经成了研究金庸小说的著名学者,刚上“百家讲坛”讲过金庸。

  1972年,金庸写完了他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宣布封笔,从此开始了对他15部武侠小说的修订工作。在港台和东南亚,他的小说已经广为流布。一个著名的故事是,70年代南越议会开会时,议员们互相对骂,“你是岳不群,两面派”、“你是左冷禅,阴谋家”。但在一桥之隔的中国内地,人们还不知道他的名字。要到1978年之后,才会陆续有书通过民间渠道从港台夹带过来。

  1984年的冬天,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蔡恒平———当时还不叫王怜花,开始他的江湖生涯。一天,王怜花下铺的王枫从风雪中带回一本破烂不堪、繁体竖排的港台版《射雕英雄传》。“下半夜他把书给我,限我中午12点前读完,因为十二点前必须还给租书店。从那一刻起我入了江湖,至今仍未金盆洗手。”

  那个冬天连续一个月,王怜花和王枫轮流去学校附近的良友书店租金庸,常常逃课在寝室读小说,同宿舍的邱甚至创造过三天三夜躺在被窝里连续不断看金庸的纪录。他们经常谈论金庸,“我们一致同意:金庸是不世出的奇才。”

  在得开放先机的南方,金庸的出现更早。1981年7月,《武林》杂志在广州创刊,创刊号开始连载《射雕英雄传》。这是有记载的内地第一次正式刊载金庸小说。《武林》杂志创办者之一、现在是《中国功夫》杂志总编的梁伟明回忆,创刊号一出来就卖断了,重印了几次,很多读者就冲着“射雕”来买杂志。

  梁伟明说,《武林》杂志是科普出版社广州分社旗下的杂志,出版社社长邹斯礼是当时国家的七级干部,解放初期曾是《红旗》杂志的编辑。“他拍板同意在《武林》上刊登香港作家的武侠小说,当时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可能他是向上面咨询过,或领会了上面的精神,肯定是有这个背景我们才敢刊登。”

  几乎就是同时,1981年7月,作为《明报》社长的金庸在北京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会面之初,邓小平说:“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放了邓小平会见金庸的消息。这一事件之后,金庸作品逐渐在内地“开禁”。《武林》的领导是否看到这一新闻后才做出刊载金庸小说的决定?如今已经无法考证。

  事后金庸回忆说,“和邓小平见面以后,他叫人陪我在全国各地走走,这样,我的书在内地也开禁了。仔细想一想,书的开禁和人的这种关系是分不开的。”

  《武林》杂志选择金庸也是有巧合,当时的老编辑郑树荣与广东老一辈著名文人刘逸生颇熟。刘向他介绍了香港几个出名的武侠小说家,包括金庸、梁羽生和古龙。事实上,《武林》杂志后来也连载了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江湖三女侠》。“那时这两个人是齐名的。但大家对比之后,渐渐就比较喜欢金庸的小说。从叙事风格、内容、整体把握各方面,金庸都技高一筹。”梁伟明说。

  连载《射雕英雄传》后不久,科普出版社广东分社出版了单行本。到1985年,已经有近十家出版社涌入到了出版金庸小说的行列。

  当进入江湖20年后,王怜花在万科周刊论坛“经济人俱乐部”潜水,偶尔开始用“王怜花”这个ID发几个短帖,才发现遍地是江湖侠友。在王怜花眼中:“江湖是什么?就是一个不用考虑衣食住行,只有恩怨情仇的理想真空状态。江湖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你也不会去做,但你会觉得它很美好。”

  2

  全庸,原是热闹的一群书商和写手

  作为一个严肃的纪录片工作者,许飞雪穿牛仔衣裤,拉碴着胡子。在一家陕西饭馆里,他向记者追溯了自己短暂的客串经历。

  1990年底,20岁出头的许飞雪从内蒙古大学退学,应聘到内蒙文联下属的一家书刊发行部做副主任,一年后辞职离开。这个书刊发行部当时承包给了一位“胆大包天”的小学语文老师,一天许飞雪接到一个特别任务:“他扔给我两本破破烂烂的书,是卧龙生的一个小说。名字我都忘了,上下册。然后他对我说,你把这个改一改。”许飞雪至今不能肯定那是否真是卧龙生的小说,“从那本书的质量看是内地盗版的。”这位头儿给许飞雪的指示包括:把所有的人名、帮会名、地名全部换掉,然后有些情节觉得方便的前后调换一下,尽量不要让人看出是原来那本。

  许飞雪改了半个月。“工作量蛮大的,不像现在有电脑可以搜索替换,那时全部要靠眼睛一页一页地看,把名字圈出来。我估计还是有很多人名被我漏掉了,没改过来。”“情节动得不多。我手写了有十几页纸,注明哪段换到哪儿”。

  改好的稿子被送到离呼和浩特十几公里的一个印刷厂印刷。据了解,这本书的书号是买来的。最后起名为《箫傲剑风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全庸著”,上下册,定价29块8,至今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还可以买到。“当时一共印了11万套,一套挣1块钱,不到十天就全发走了,而且收的全是现金。”许飞雪的领导立刻净赚11万。

  其实当时不仅内地,香港也有同样的情况。80年代初,曾有人以“镛公”为笔名著书《射雕前传》、《神雕前传》之类的作品,无论包装和印制都与金庸的作品集极为相似。在内地,则出现了一大批署名“全庸著”、“金康著”、“金庸新著”和“金庸巨著”的作品。如《韦小宝传》、《魔女江湖》、《射雕后传》、《风流剑魔》、《飞狐后传》等一大批伪金庸小说。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搜索,光是署名“全庸”的作品就有近40种之多。一些伪作多年后还被人提及,如主人公叫做易大经和竺湘君的《魔女江湖》,在百度一搜,会发现不少网友发帖寻找这本少年时记忆深刻的全庸小说。

  很多读者因此上当。出版人李湃回忆当年暑假到租书店找金庸小说,都是看过的,好不容易看到一本“全庸著”,立刻拿走。回家越读越不对劲,原来作者一字之差。“光看那旧书封就知道,不知有多少人激动地摩挲过了,上当的绝不止我一个。”李湃认为,金庸著作被读者热捧,“只可惜金庸本人作品极少,这种客观上的供不应求状况催生了全庸。”

  古龙也不能幸免,王怜花曾经被“古尤”、“吉龙”蒙到。此外,梁羽生被偷换为“梁诩生”或“粱羽生”;温瑞安被改成“温端安”或者“温揣安”也比比皆是。许飞雪猜测,最早这类伪金庸书应该来自南边的湖南湖北一带。“当时我认识的一些书商,全国各地的,都在做类似的事情。图书市场非常混乱,有的书商连书号都是编的。”

  许飞雪参与过一次二渠道的图书订货。1991年他由一位“前辈”带着来到长沙。当时长沙的黄泥街图书市场是二渠道交易的最大市场,集中了国内形形色色的书商。“我们住在市政府第四招待所,对面有一个蝴蝶宾馆。那时,所有的书商都住在这两个地方。大家各自在门上贴个条,哪个单位,有什么书。书商们每人拎个密码箱,就在宾馆楼道里来回乱窜,敲门,跟你谈订书。都是当场数现金。”许飞雪谈起,在这些场合,最好销的就是港台的武侠言情书,包括各种伪作。

  在1994年三联版《金庸作品集》的序中,金庸曾对此表示不满:“许多版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还有人借用‘金庸’之名,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为了使得读者易于分辨,我把我十四部长、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加上短篇《越女剑》。随着这副对联在媒体上传开,正版金庸15部书名逐渐广为人知,火爆一时的伪金庸作品才慢慢销声匿迹。

  3

  正版一套36本,我们一共销售了近50万套

  1988年,时任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沈昌文得到一位香港朋友牵线,可以与金庸商谈授权出版事宜,很高兴。这一年沈昌文到香港,与时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董秀玉一起拜访金庸。

  “当时金庸的作品在内地几乎全是盗版,他的朋友就劝他找一家严肃的出版社授权出版。”董秀玉回忆说,当时金庸非常积极,表示愿意跟三联合作。回到北京,沈昌文给上级主管部门打报告,“特别强调金庸小说有很强的人文思想”。

  1992年董秀玉回北京接任沈昌文的工作,开始着手《金庸作品集》的出版。也是这一年中国正式加入了《尼泊尔公约》,出版业面临重树版权意识。

  1985年,香港无线黄日华翁美玲版的《射雕英雄传》在内地播出,风靡大街小巷。也是从1985年起,内地出版社开始争相出版金庸小说。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记者看到仅这一年,就有七八家出版社出版了金庸小说,包括《天龙八部》、《碧血剑》、《飞狐外传》、《神雕侠侣》等多部作品。此时中国尚未加入版权公约,绝大多数出版社都是不经过授权,通过各种渠道从港台拿到金庸小说,然后直接在内地排版印刷。从1985年到1994年的近十年时间中,据统计仅《射雕英雄传》就出了7种版本。

  董秀玉说:“我们坚持要出金庸的全套作品集,来与盗版区别。因为国内盗版了十多年,基本上14部都在内地出过了。如果我们还是分开小套小套地出,没有办法与那么多盗版去‘打架’。整套出声势大,我们的品质也好,喜欢的人都会买来收藏,不会跟盗版比价位。”

  三联版的《金庸作品集》用了很好的纸张,特大32开本设计,内文疏朗。封面设计专门请了著名设计师宁成春,出来后一片好评。这套书后来也被认为是最有文化气息的一套金庸书。

  金庸在《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中写道,“1994年以前在内地得到正式授权的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其余都是盗版。”并欣慰地说,“相信”三联版“普遍发行之后,可以制止这种种不讲道义的行为。”董秀玉回忆说,“金庸代理方的要求比较高,要求每年发行5万套,一套36本,我们都做到了。过了七八年后,每年还可以卖4万套。十年一共销售了近50万套。”

  在研究者看来,“金庸热”推动了畅销文学在中国大陆的复兴。80年代武侠小说热极一时,创造了“雪米莉”神话的作家田雁宁也忍不住以青莲子的笔名写了两套武侠小说,每套销量都十几万册。“武侠小说其实很好写。一位16岁少女上山去,不慎掉落深谷获得一本武功秘籍,60年后出来还是16岁。这就是武侠小说。”

  作为众多畅销书的操盘手,出版人安波舜从“专业角度”透视金庸的畅销秘诀:“金庸的书到底好在哪里,挑动了读者的哪根神经?只要你吃透他的技术,你也可以写。”安波舜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做“布老虎丛书”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发改委的官员来找他,说自己有个商战的故事,但之前从没写过小说。“我就问他,你看过金庸小说没有?他说看过,我说,你回去再看两遍。过了一段我就跟他剖析,你看金庸的小说情节是怎么起伏的,中间怎么穿插的,哪些地方故意留下神秘悬念……”在安波舜指导下,这位作者完全按照金庸小说的路子写出了名为《猎鲨二号》的小说,写日本人收购中国长三角橡胶企业的故事。小说卖了近40万册,后来还拍了电视剧。“金庸的作品对畅销小说怎么写特别有启发。比如他的人物个性非常鲜明,每个人都是一种性格符号。比如他使历史诗歌、琴棋书画等传统文化成为小说的卖点,这是创造性的。”

  4

  从租书架到登堂入室,甚至出现了“金学”

  从地摊流行小说到成为学者追捧的“金学”,金庸小说的际遇堪称传奇。

  1981年,刚刚硕士毕业并留校任教的钱理群第一次接触金庸小说。一个学生跑来问他:“有一个作家叫金庸,你知道吗?”面对钱理群的迷惑,这位学生半开玩笑、半挑战性地说:‘你不读金庸的作品,你就不能说完全了解现代文学。’“

  钱理群开始读金庸小说,从此成为金迷。他特别提到,有一天在读《倚天屠龙记》时看到“生亦何欢,死亦何欢,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四句话时,突然有一种被雷电击中的感觉。“对这样震撼心灵的作品,文学史研究能够视而不见,摒弃在外吗?”

  较早开始对金庸小说进行学术研究的是北大教授严家炎,1994年,严家炎发表《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介绍和评议金庸小说,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对金庸小说引发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1995年,严家炎又率先在北大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出版了《金庸小说论稿》等专著和论文。与此同时,他的博士生孔庆东,“红学”专家冯其庸,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陈墨等都纷纷为金庸小说著书撰文,提供学术上的解读。金庸小说从主流文坛视而不见,一下子被推进了学术的神圣殿堂。

  1994年10月,金庸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称号并发表演讲。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排在第四位。1999年3月,金庸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北大、浙大等院校及港台先后召开金庸小说学术研讨会,掀起一股研究热潮。

  2004年11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一次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必修语文读本第四册)内,收录了金庸所著的《天龙八部》片段。2007年,北京市的新高中语文教材,以金庸的《雪山飞狐》代替鲁迅的《阿Q正传》,引发讨论热潮。

  对拔高金庸作品的地位,持不同意见的人也很多。1994年,鄢烈山撰文《拒绝金庸》,直指北大的做法是“媚俗”。

  对金庸第一次大争论来自1999年王朔的批评。在这一年11月,《中国青年报》刊登了王朔的文章《我看金庸》,将金庸小说视为与四大天王、成龙电影和琼瑶电视剧并列的“四大俗”。王朔称,“我认为金庸很不高明地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于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中国人的真实形象,给了世界一个很大的误会。”

  这一批评很快引起强烈反响,网友首先分成两派争吵不休,严家炎、李敬泽等名家相继加入争论。不久金庸在香港《文汇报》发文回应,大致意思是:“《我看金庸》一文是对我小说的第一篇猛烈攻击。我第一反应是佛家的教导:必须‘八风不动’”。

  评论家傅国涌认为金庸作品不能算是文学,“金庸也说得很清楚只是为了娱乐,别人要把他拔高,要去研究他是另一回事。”王怜花承认自己是金迷,却不认为应该有“金学”,“就像你迷周杰伦一样,周杰伦有什么学术?”“如果说金庸对文化有什么贡献,唯一就是他的白描功夫特别好”,王怜花说,从新文学运动兴起后,中国作家主要就用西方的写作方式,《红楼梦》、《水浒》中使用过的传统白描手法变得非常少。而金庸是真正接续了这个传统并发扬光大。

  不管学者如何研究,都与读者无关。金庸仍然在一代代人中间流传。王怜花为金庸笔下令狐冲和向问天男人之间的友谊和义气感动。1987年出生的沈晓志则梦见自己学了独孤九剑,像令狐冲一样自由无羁地生活。王怜花在《江湖外史》的后记里说:“我和我的许多朋友们,有许多做人的道理来自金庸。至少是我,学会在大事大节上不亏不乱,在个人生活中重情重义。”

  大事记

  ●1955年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创作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1972年9月金庸所著《鹿鼎记》连载完毕,金庸宣布封笔,开始修订自己的全部15部武侠小说。

  ●1981年广州《武林》杂志创刊,创刊号即连载《射雕英雄传》,引发购买热潮。金庸武侠小说由此正式进入大陆。

  ●1981年7月年金庸回大陆访问,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之后不久金庸小说在大陆正式“开禁”。

  ●1985年国内多家出版社蜂拥而上,先后出版《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书剑恩仇录》等,掀起金庸小说出版热潮,但绝大多数都未经金庸授权。

  ●1994年金庸授权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金庸作品集》大陆简体字版。这是内地第一部正式获得授权的金庸作品集。

  ●1994年,金庸被北京大学授以名誉教授称号。

  ●1999年3月,金庸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

  ●1999年11月,《中国青年报》刊登作家王朔文章批评金庸,引发大争论。金庸回应称要“八风不动”。

  ●2001年金庸作品集转而授权广州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金庸开始第三次修改作品。很多情节的变化引发金迷争议。

  ●200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教材,收录金庸所著的《天龙八部》片段。

  ●2007年金庸小说《飞狐外传》代替鲁迅《阿Q正传》进入北京市高中语文教材,引发讨论热潮。

  过去的十几年是金庸的巅峰时期

  ●口述:傅国涌

  我是金庸武侠小说的读者。80年代初金庸小说在《武林》杂志上连载时,我就已经看过了。后来看盗版书,我记得是《书剑恩仇录》,这是我第一部完整看完的金庸小说。当时很震撼,觉得特别好看,晚上不睡觉地看完。到90年代初,我把他所有的东西都读了,有的不止一遍。像《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神雕侠侣》可能都读过五六次。

  大概2001年代时候,出版社找我写金庸传记。但我还是犹豫了,在我看来,金庸的小说是通俗文学,是休闲、消费的东西。我就把以往写金庸的书基本都看了一遍,看完之后觉得:我很有可为。因为以前的人都把他当作一个神话来写,把他吹成没有缺点的武侠大师。而我可以把金庸当成普通人来写,还原一个真实的金庸。所以我就接受了任务。我没有见他,因为我担心如果见了他,采访了他就不能用独立客观的态度写这本书了。

  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因素是:金庸是个报人,而我是研究中国言论史和报业史的。我对这方面非常关注:金庸是香港报业史上的一个大人物,他创办了《明报》,他的社评写得很好,是文人论政在香港的一个代表,这是非常值得敬佩的。所以我写金庸侧重了他作为报人的一面。

  金庸很关心内地的局势,他是反“文革”的,支持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所以后来他会跟内地的关系变得密切。他是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他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是士大夫的文化遗音,他是名门望族出身,虽然到他父亲那代已经衰落,但他还是深受儒道文化熏陶,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小说里对中国文化是顺手拈来的,其他小说家根本做不到。

  金庸小说之所以能进入内地,跟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背景密不可分。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港台的流行文化开始进入内地,包括流行歌曲和港产电影,武侠小说也是其中一部分。港台文化开始在民间流传,渐渐地官方的出版社也开始出版。这个过程跟中国的时代变迁是合在一块的。

  《武林》杂志第一期一共连载了两个武侠小说家的小说,一个是金庸,另外一个是梁羽生。但是后来梁羽生没有受到像金庸一样的追捧,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其中一个原因是,金庸不光是一个小说家,他是明报的创始人,在香港的社会地位很高。第二个原因是,他通过办报,通过社评,对香港、台湾、内地都有很大影响。而他的武侠小说从可读性来讲,也确实比梁羽生技高一筹,更有魅力。

  我有这么一个观点,金庸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他是中国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武侠小说可以推到《史记》里的《刺客列传》,到了明清的《三侠五义》达到了另一个高潮,上个世纪中后期又是一个高潮,其中金庸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把武侠小说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武侠小说这个谱系来说他是集大成者。

  但金庸的小说不能算是严肃文学,更多的是一种娱乐。他自己也说得很清楚,他并没什么追求,就是为了娱乐,别的人要把他拔高,要去研究他是另一回事。但这个人是有很多研究的地方,比如他做了明报的老板,评论也写得很好,小说还能那么受欢迎,这个人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中国文化从秦始皇以来就是一个皇权文化,但也需要其他补充的文化,就产生了两个分支,一个是清官文化,比如包公、海瑞等;还有一个就是武侠文化,通过江湖里的侠士来除暴安良,为民除害。因为皇权的统治是绝对的,这种统治下老百姓没有办法找到出路,除非推翻它。推翻不了就希望有人来解救他,这就产生了清官和侠客。也就是说,社会需要什么,这片土壤就会生长出什么。金庸武侠只是这个源远流长的体系中的一员。

  我觉得金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读者会越来越少,过去的十几年是他的巅峰时期,那是因为娱乐的方式太单调了。而现在随着娱乐方式的增多,看文字的人越来越少。当然未来还会有一定量的读者,但它再成为潮流已经不可能了。

  傅国涌,学者,2003年曾出版《金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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