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一位政治家诗人，对于所创作的有望传诸后世的作品，素来严谨而看重。康生是中共高层少数几位通晓诗词与书法的领导人，在金石字画的鉴赏和诗词书法的造诣上，虽不如行家里手，却能凭借特有的政治敏感，洞见领袖的心态，对毛泽东诗词及其墨迹的种种做派，真是将政治权谋与艺术欣赏结合得天衣无缝——仿佛是诗家的艺术共鸣，其实乃权臣的机巧逢迎。毛泽东信用其人，固主要在于康生对其政治路线的迎合，而诗词书法则又成为一种独特的媒介。
最初的文字
目前所能见到的康生关于毛泽东诗词及其墨迹的最初的文字，可能是这样一则题记(原文无标点，为引者所加)：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晨八时毛泽东同志寝室开会，见案头有宣纸三叠，墨迹犹新。展视之，乃泽东同志近书词稿三首……今经手书，尤为珍贵，真可谓光腾万丈，笔扫千军矣。自思如能请而得之，加以装潢，传之后世，诚社会主义文坛一大胜事也。会议十二时毕，我乃持此三稿，向泽东同志请曰：“我甚爱此，可否惠我？”泽东接稿，熟视后说：“三词尚未定稿，先拿去看看吧。”我既获许，快甚，持之急出，顿觉中南海之晚秋景色，真“胜似春光”矣。
也许有人会以为这只是不供发表的题记，只是表达康生的内心感受而已。其实不然。在逐渐成为执掌意识形态领域大权的政要之后，康生确实通过种种运作，将毛泽东诗词及其墨迹的发表弄成“社会主义文坛的一大胜事”。
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作于这年6月下旬和7月上旬的《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在与会者中传抄。9月1日，毛泽东致信《诗刊》主编臧克家等人，寄去这两首七律，“如以为可，可上诗刊”，其动因在批判彭德怀：“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9月7日，毛泽东就这两首诗的修改致信胡乔木，更明确地指出：“主题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是为了惩治反党、反总路线、反大跃进、反人民公社的。”康生对这些内情无疑全然知晓，因而对毛泽东欲借助诗词作为政治斗争利器之心态了如指掌。由此可见，这则写于1959年10月下旬的题记，将毛泽东书写自作诗词视为“社会主义文坛一大胜事”，正是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鼓吹个人崇拜的使然。
“反修”中述而不作，却另有一功
随着“三面红旗”的式微，毛泽东自60年代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反对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简称“反修”)。康生相机被委以重任，在钓鱼台主持中央写作班子撰写“反修”檄文。毛泽东则以其独特的方式——赋诗填词来表达政治家的诉求，从而形成继30年代中期创作长征诗词之后的第二个创作高峰。通晓诗词的康生于此虽近乎“述而不作”，即另有一功。
1961年10月下旬，郭沫若在观看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赋七律一首，并于11月初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毛泽东于11月17日写“一从大地起风雷”的唱和之作。次年1月6日，郭沫若在广州读到康生抄示的和作。毛泽东在唱和相隔整整50天之后，方经由康生抄示郭沫若，可以想见，康生对毛泽东借助一出戏和一首诗来做出一篇“反修”大文章的意图十分明了。毛泽东后来曾公开表示：“郭沫若原诗针对唐僧。应针对白骨精。唐僧是不觉悟的人，被欺骗了。我的和诗是驳郭老的。”得到康生的抄示，郭沫若当天即以毛诗原韵再唱和，以“僧受折磨知悔恨”的诗句表示完全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并请康生转呈毛泽东。1月12日，毛泽东亲笔致信康生，内中一段是：“八日惠书收到，极高兴。请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遗憾的是，康生的信未见披露，故无法知晓这位毛泽东的高级信使究竟在信中说了哪些令毛泽东“极高兴”的话。
1963年1月这个向“现代修正主义”发起反攻的紧要时刻，毛泽东于8日费去整整一个夜间的功夫，写下“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唱和之作。1964年1月下旬，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要求，对刚刚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中的若干词句作了解释，其中最为详细的当推压轴之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飞鸣镝”指我们的进攻。“正西风落叶下长安”，虫子怕秋冬。形势变得很快，那时是“百丈冰”，而现在正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了。从去年起，我们进攻，九月开始写文章，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你要慢，我就要快，反其道而行之。你想活一万年？没有那么长。我要马上见高低，争个明白，不容许搪塞。但其实时间在我们这边，“只争朝夕”，我们也没有那么急。
如果说由康生主持的中央写作班子撰写的“九评”是“反修”的重磅炮弹，那么毛泽东的这首《满江红》大概可以称之为发动反攻的进军号了。这年12月26日恰值毛泽东70寿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郭沫若题签的简体直排本《毛泽东诗词》，文物出版社出版由康生题签的繁体直排本《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此前，毛泽东于12月6日致信秘书田家英：
今天或明天开会讨论诗词问题，我现在再有所删节改正，请康生同志主持，提出意见，交我酌定为盼！
在毛泽东亲笔列出的参加座谈会的22位人员名单里，既有朱德、邓小平、彭真这样的政要，又有郭沫若、袁水拍、臧克家这样的诗人，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毛泽东明确指定“请康生同志主持”，足见其倚重。是的，在政治和艺术两个方面均能使毛有知音之感者，舍康生其谁乎？
对毛泽东诗词墨迹的种种作派
在康生的指令下，196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刊，在头版的大半个版面刊登毛泽东《诗词十首》，同时配发毛泽东的大幅照片。与此同时，第2版配发郭沫若撰写的《“百万雄师过大江”——读毛主席新发表的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在此后的4个月里，郭沫若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相继发表了另外9篇诠释其余9首新发表的毛泽东诗词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在多篇诠释文字中披露康生的相关材料，甚至在诠释《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一文中全篇征引康生1959年7月5日与毛泽东等同游仙人洞后所作《朱履曲》，称之为“绘形绘声的妙曲”。
康生还别出心裁地指令《光明日报》在这年春节以头版头条刊登《采桑子·重阳》的墨迹。这正是1959年10月“请而得之”的三首词稿中的一首。同版还刊出郭沫若的诠释文字。以此为发端，在康生的指令下，连续三个春节，《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毛泽东诗词墨迹，是时配发郭沫若的诠释文字。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墨迹，配有毛泽东的大幅照片。其时康生已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唯一顾问。
“反修”导向“文革”，而“文革”赖以发动的先决条件之一便是“更多的个人崇拜”。康生通过异乎寻常地宣传毛泽东诗词及其墨迹来推进个人崇拜的潮头，得以“稳坐钓鱼台”。
1975年12月，“文革”风潮已如强弩之末，康生在称病多年后死去，竟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盖棺之论而获善终。(1980年10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开除康生党籍并撤销原《悼词》)
1977年9月，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收有15幅手稿的《毛泽东诗词墨迹选》，封面题签则由康生的字迹集成。这大概是这位权奸所能享得的最后“哀荣”罢。(冯锡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