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获得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之后，与之相匹配的金融人才话题也提上议事日程。
随着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城和外滩金融集聚带的快速发展，作为金融中心硬实力的载体已经日趋成型。
与之相比，金融人才短缺却日益成为制约上海金融业发展的“软肋”。
4月19日，上海市政府出资3.2亿元组建的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揭牌；4月23日，上海市人大对《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草案)》(修改稿)(下称《条例(草案)》(修改稿))进行二次审议，涉及“金融人才环境建设”内容被进一步细化。业内人士称，这些接二连三的举措似乎预示着上海市政府正准备为“金融人才”培育和引进展开新一轮的布局。
金融人才“双紧缺”
今年3月9日，伦敦金融城公布了“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上海名列第31位，虽然领先于中国内地其它城市，但继续大幅落后于中国香港、东京、新加坡等城市。
分析人士认为，在影响金融中心发展最重要的14项竞争力因素中，除了法律体制尚不健全、人民币仍不可自由兑换等原因之外，欠缺“具备优秀人才以及灵活的人才市场”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2008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明确指出：“上海金融从业人员的数量与质量，直接影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进程。当前上海金融人力资源建设，尚有诸多课题亟待研究和求解。”
今年2月，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屠光绍在“2009第一届中国财富与资产管理论坛”上坦言：“如何吸引高层次人才到上海是整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最关键的一环。”
《蓝皮书》认为，金融人力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决定了一国或一地区金融业的竞争力，因此，它构成了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评估的首位指标。相应地，上海金融人力资源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建设，就无疑成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首要工程。
那么，上海想要“晋升”为合格的国际金融中心，其金融人才的缺口究竟有多大呢？从总规模而言，世界上众多金融中心，金融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口比重均为10%以上，伦敦和纽约占比为11.5%，中国香港为14%，而上海金融业员工约20万(包括劳务派遣工)，仅仅占全市就业人口的1%。
《蓝皮书》认为，上海金融业面临“双紧缺”，既紧缺通晓金融、外语、法律、电子商务及熟悉WTO游戏规则的复合型金融人才，也紧缺熟悉私人银行金融产品创新、金融工程、保险精算、核保审赔、保险经纪、产业研究、风险资本运作、资产信托、期货业务的金融专才。因此，从长期来看，作为拥有1200万就业人口的上海来说，按照国际金融中心人才占比就业人口计算，金融从业人员及其配套复合型人才缺口至少100万以上。
“引进论”与“培养论”有争议
面对这样的“金融人才缺口”，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上海的金融人才一方面需要引进海外人才，一方面需要上海和全国的金融学院培养人才，来补足缺口。”
2008年12月，上海金融办等部门组团赴欧美招聘高端紧缺人才的新闻曾被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此举被很多人视为中国抄底“美国华尔街”、“伦敦金融城”的一次壮举，同样也是引进论的一次实践。
长期以来，面对上海金融人才短缺的问题，一直存在两种解决方案，即引进论和培养论。引进论认为，只有尊重金融人才的国际市场价格，同时安排适当的税制，就可能吸引高端国际金融人才。与之相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则力主培养论，他认为，引进肯定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国外人才到中国肯定会遇到“水土不服”。
《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在上海有关部门“大张旗鼓”赴欧美招聘金融人才半年之后，从“引进”兼顾“培养”的转变折射出了上海市有关部门在培养金融人才问题上思路布局已经逐渐清晰起来。
副市长挂帅金融学院理事长
今年2月，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屠光绍曾表示：“到海外招聘人才不是最主要的策略，我们本地的、国内的人才是主要的人才。”两个月之后的4月19日，上海市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出资3.2亿元组建的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由上海市市长韩正亲自揭牌，而作为分管上海金融事务的副市长屠光绍更挂帅担任了该学院的理事长。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院长王江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巨额投入说明上海市政府对于金融人才培养是十分重视的。根据近期计划，我们在未来3至5年内，每年培养300名金融人才，待逐步稳定之后，在未来8至10年，每年可培训出500名专业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该学院的管理模式同样具有中国特色。据方星海介绍，该学院采用的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是国际惯例和中国自身情况相结合的产物，目的是确保建设成为国际一流金融学院。
记者注意到，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的理事会共有11位理事会成员，其中就包括了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上海市副秘书长蒋卓庆、上海市发改委主任周波、上海市财政局局长葛爱玲、上海市教委主任薛明扬、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方星海等6位官员理事。这也意味着上海市政府对于学院决策具有相对多数的表决权。
未来将降低金融人才税负
截至目前为止，除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之外，上海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上海金融学院等高等院校不同程度地担负着为上海培养金融人才的重任。但是与巨大的金融人口缺口相比，这些依然显得不够，因此引进国内外人才依然被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4月23日，上海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针对《条例(草案)》(修改稿)进行二次审议，涉及“金融人才环境建设”内容已经做出了进一步的细化。
同日，上海市人大宣传处向《中国经济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在此次修改中，“(上海)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对引进的高层次、紧缺金融人才在户籍和居住证办理、住房、医疗保障、子女就学等方面提供便利”被进一步强化。
然而，一直备受关注的金融人才税负减免的设想并未在此次《条例(草案)》(修改稿)中得以体现，是否会在下次审议时进行修改尚未可知。
此前，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对内地的金融行业而言，金融人才的税负可能有些过重，所以上海会在未来进一步降低这方面的税负。我们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来上海工作。”
延伸阅读：上海GDP增速为何倒数第一
《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上海市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上海GDP增速同比下降近8.5个百分点至3.1%，此增速远远低于同期全国6.1%的水平，在已经公布同类数据的二十多个省级行政区划中位居末席。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上海遭遇发展瓶颈既有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等短期因素作祟，更与其率先面临经济转型重任有关。
首先，上海是全国经济外向度最高的地区，有数据表明，上海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高达170%，而这一数字不仅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比同为外贸重镇的广东(150%)和江苏(120%)也要高出许多，这决定了上海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更为敏感，如今年一季度，上海进口、出口以及进出口总额同比分别下降32.1%、20.8%和26.3%，三项降幅均大于全国水平(30.9%、19.7%和24.9%)；
其次，上海是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因此，在目前民间投资意愿低迷而公共开支力度空前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统筹区域发展的意愿很容易导致其资本获得相对较少。关于这一点，最直观的结果是，今年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8%，反观上海的情况却是，该项指标竟然低至接近于零增长的1.7%；
第三，上海是全国最先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地区，但是，与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一样，上海之前的快速工业化主要有赖于交通便利，以及因之发生的生产要素快速集聚。由于这一过程并未带来技术水平同步提升，以上海为代表的先发地区并不能排斥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中的欠发达地区逐渐加入竞争者的行列，更有甚者，伴随先发地区商务成本不断上升，其在起步阶段因地理位置而拥有的竞争优势反而会逐渐退化为竞争劣势。
鉴于形势变迁，上海曾在全国率先提出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但是，经济政策并非轻易可以转向，任何政策一旦实施，就会因为自增强作用而表现出或多或少的路径依赖。此愿景与现实不相匹配的情况比比皆是，譬如说，2008年以来，上海六大重点发展行业工业总产值同比增幅下降快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再譬如说，上海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虽已实现止跌回升，但是去年上半年创下的阶段性新高10.4%，仍远低于2001年取得的历史峰值12.5%。
上海遭遇的发展瓶颈绝非上海一地之困，原因在于长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领头羊的上海能否顺利实现经济转型，预示着身处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能否在更大范围内、更长时期内保持经济平稳健康有序发展。要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中，虽然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但就最基本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路径而论，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更不用说，上海等地以往发展所借重的推力，如更多的外商投资、更多的财政支出等，时至今日仍是大部分地区政策激励的核心目标。
过度依赖初级要素投入迟早都会难以为继，长治久安的惟一办法是转而注重高级要素的培育和投入。目前来看，比较令人乐观的是，以上海为先导的我国改革开放先发地区的前期增长已经产生出对于高级要素的强烈需求，与此同时，为了满足这种新的需求，各类旨在重新调整资源配置的制度创新开始从诱致和强制两个方向发生、发展。按照以往经验，一旦先发地区因为制度创新重新获得相对效率，更为广大的后发地区就可通过仿效一并转入新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