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政府问责结果老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下课官员有带病复出的，有先免后升的。质检总局原副司长鲍俊凯，三鹿奶粉事件后先升局座，再记大过，近日又官复原级。这些情况，已经难以归类。

　　民意不满，因为问责结果出乎预料之外，有时候已经不合常情常理。问责与担责，古已有之。现在建设责任政治和责任政府，担责是政治伦理的要求，问责是追求政治效率使然。民众皆曰某官不适任，而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偏说其才可用，用人者也许问心无愧，而多数人已觉不可理喻。

　　于是各种怀疑哄传于坊间，表露于媒体，有人痛斥官官相护，有人猜测某人后台硬，有人怀疑钱权交易。还有人说，被免官撤职的都是替罪羊，带病复出乃是政治补偿。政府问责，是为了约束官员勤政廉政，顺民意，得民意，而实际效果适得其反。昏官庸官懒官在朝，民间质疑正在损害政府公信力，弄得大家都不高兴。

　　当然，问责政治有一个建设的问题，其成熟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可以把问责描述为一个目标，而要达到目标，必须具备一定的手段，开辟前行的路径。问责政治是个好东西，但问责政治同样需要技术突破。一定的政治形态，与一定的制度相辅相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早有系统阐述。所谓制度，是一个规则系统，也可以说，它是由一系列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技术因素构成的。在发明这些技术之前，制度就是有缺陷的，新的政治形态难以建立，因为它受阻于技术瓶颈。

　　推动问责政治，必须突破技术瓶颈。我们不能做技术决定论者，但不重视技术乃至蔑视技术，是相当不明智的。如果不突破火箭技术、材料技术，飞船就不可能上天，骂航天员没用，甚至骂政府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在政治过程中，如果出现技术瓶颈，骂娘，重申原则，都没有用。

　　问责不会是由单一技术支撑的，它可能需要一个系统意义上的突破。问责，谁来担“责”不是问题，而由谁来“问”却是一个技术问题。目前问责是官员的自问自答，风头过后，心情变了，责任也卸去。可以设想，把问责现场设在各级人大常委会的议事堂上，通过官员与人大常委会委员之间的问答，来厘清责任，唤起责任伦理。这可能算技术突破，也可能只是一个技术改进。

　　但无论技术改进，还是技术突破，我们都既可以发明，也可以借鉴，进而突破瓶颈，迈向阳关大道。(杨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