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底层的生存悲苦总是会超出我们的想象。重庆市北碚区年逾五旬的低保户朱某因病住院，所在社区领导前来看望，承诺帮助报销部分医疗费，朱某听后情绪非常激动，领导离开病房不到十分钟，便因血压升高导致主动脉破裂而死亡。近日，北碚区法院以医院没有尽到告知义务等为由，判决医院赔偿9万余元。(5月5日《重庆晚报》)

　　像戏剧，却真的不是戏剧，而是实打实的生活。老实说，我原本非常忧虑这种消息是“主题先行”，是记者先生“哀民生之多艰”的拉郎配，但认真看了看，这回真的不是，有法院判词为证：“朱某的死亡首先是因为自身疾病；其次是受外界因素影响而出现情绪激动。”朱某斯人已去，而所谓“外界因素”的领导承诺又是一片好心，能被追责的似乎也只有医院了———于是，医院被问了个“降压不力”之责。

　　一出“激动死了”的悲剧走完了它的法律程序，但朱某人真的能含笑九泉吗？从长期生病医药费无从着落的苦闷，到突然“部分医疗费报销”馅饼从天而降，这种“过山车”一般的情绪落差，或许只有朱老先生一人能懂；而朱先生或许到死也没有意识到：突如其来的“报销承诺”本不该是社区领导偶然性的恩赐，而是他本应享受到的社会权利———要让群众“病有所医”，是政府对每一个公民的庄严承诺。

　　或许可以说：法院有能力判定医院赔偿，但法院没有能力宣判的还应有另外一份赔偿———一份由民众望眼欲穿的“基本社会医疗保障体系”来支付的“社会补偿”。诚然，低保户激动猝死或许只是一场医疗意外，朱某的悲剧也发生于新医改呱呱落地之前，但他却以生命为代价，为新医改做出了警示：勾勒一份美好蓝图诚然重要，但比起面面俱到部署蓝图更紧迫的，是加快建构一张社会救助体系的兜底之网，一“网”情深地兜住所有因患病而挣扎的生命，免于他们跌落深渊。从政府来说，推动医改布局是一次改革巨制；但就社会个体而言，这里面首先饱含着芸芸苍生的生命热度。

　　悲剧不仅仅属于朱某。比起带有戏剧性的“激动死”，更充满悲怆的是“解脱死”。5月4日，西安朱雀大街南方星座小区，来西安打工八年的田师傅凄苦地送走了发妻。患了间歇性精神疾病的妻子面对高额医疗费，不愿意为了治病花完打工赚来的钱，竟用跳楼的极端方式结束了42岁的生命。死者没有医保，生前留下了“看病花钱太多了，家里的娃该咋办”的牵挂(昨日《华商报》)。3月份，同样是不愿因治病拖累家人，甘肃一名37岁的白血病患者从西京医院五楼病房坠楼身亡(3月25日《华商报》)……

　　请不要怀疑如此“集中引述”是有什么不良用心，更不要用“中国很大，间或出点这样的事儿倒也正常”来敷衍———我只想用一组叠加的悲怆生命来触动一些“肉食者”的神经：每一个生命都是唯一的，每一个生命都可以是美丽的，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是“压倒一切”地被“在乎”的，而他们就这样离开了，纵然所有的遗憾无法指望“毕其功于一役”的顿时化解，但我们没有理由无动于衷，而应将这一次次的生命悲怆视为一次次撕心裂肺的呼唤———除了在每一个角落发力积聚“社会补偿”，别无他法！

　　是的，新医改方案已经面世，全民医保已经起步，“彻底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承诺已经做出……但一次次悲怆的呼唤有理由鞭策着社会的神经：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履行承诺的步子需要快点，再快点；关注底层的“手笔”需要大点，再大点———医疗覆盖首先是对中低收入阶层的覆盖，医疗倾斜首先是对底层医疗保障的倾斜，医疗救助首先是对各类特困群体的救助……一项服务于生存权这个基本权利的公共医疗保障，没有理由成为任何一个公民历经生死的大喜大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