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官员“复出门”，再次引起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

　　在去年举国哀悼日期间公款旅游的滨州市工商局长邵立勇，当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被免职的处理；如今就任威海市工商局长(山东省工商局称是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邵立勇的复出，刺激了社会敏感的神经。不少人心存疑惑：邵立勇的行为不但违反有关规定，还伤害了国人的感情。去年，中纪委、监察部在通报中说：“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无视中央有关规定，置地震灾害给国家所带来的困难于不顾，置全国人民深刻悼念遇难同胞的情感于不顾，组织公款旅游，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损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极其恶劣。”启用这样的干部应该给个说法，至少有个过硬的理由。

　　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则称，调任邵立勇“并不违反规定。”的确，“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期一年，现在已满；山东工商局属省以下垂直部门，对处级干部的任命使用，局党组完全可以决定。

　　“不违反规定”，群众为何却不认。在人民网推出的《官员国悼日公款旅游被免职后复出，您怎样看？》的调查中，短短一天，有11702人参与。83%的网友对此表示反对。

　　一边是群众不满意；一边是不违反规定。这看似矛盾、悖论的现实，暴露了目前对问责官员的重新任用、复出，缺乏制度性规范，随意性较强；也缺少公开透明民主的机制。

　　曾犯过错误或有过失的官员，有权利复出。对这一点，不管是党内同志、政府公务人员，还是一般群众，都没有异议——毕竟“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才是处分的目的，而不是一棒子打死。

　　但是，问题官员的复出，不同于正常官员的任免。什么样的官员可以复出？其本人对所犯错误有无深刻认识？如果一定要复出，需要多长时间，该履行何种程序？这些，现行的组织、人事制度上，都缺乏统一的、明确的规定。

　　而且，问题官员被问责，多是因为公共事件、突发事件，问责官员本身就是“公共人物”，属于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的人物。对这部分官员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和标准，要充分考虑社会舆论、群众意愿，还有进行处理的上级部门的意见。而目前，问题官员复出，多套用现行的干部制度、文件规定，卡着杠、算着点。所以，频频引起社会议论，在情理之中。

　　多晒太阳少生虫。问题官员复出的舆论漩涡，必须靠制度的规范、透明来祛除。官员被问责时，公开透明；复出的过程，也一定要公开透明。官员复出的理由、条件和程序，也要让群众知情、监督。

　　政治文明的进程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可喜的是，不少地方的组织部门已意识到，问责官员复出的敏感性，应就此进行规范。

　　湖北省委组织部2006年做出规定：受纪律处分干部处分期满后重新任职或提拔任用的情况，需报上一级党委(党组)组织(人事)部门备案。另据作者了解，有其他省份也正在酝酿出台相关规定。

　　这些，都让关心政治文明进程人，感到欣慰，看到进步。如果各地组织部门多采取些类似措施，社会就会少些争议，多些和谐。(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