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野史记载，清末，朝中权势最为显赫的地方大员有三位，由于各自不同的行事特点，被时人称为“三屠”：湖广总督张之洞，用财如水，号称“屠财”；直隶总督袁世凯，好行杀戮，得名“屠民”；两广总督岑春煊，不畏强暴，“专爱”弹劾贪官污吏，谓之“屠官”。

　　对于张、袁，一般人是比较熟悉的，前者为洋务干将，后者是窃国大盗。办洋务，不惜钱财，动辄百万两银子，张大帅的确是很大方的，其中不少由于决策失误而效益不佳。对于捉襟见肘的朝廷财政来说，张之洞被加上“屠财”恶名，一点不冤。然而张之洞打理公帑虽然不精，但绝无营私之举，清廉一生，以至为官数十载、死后“家不增一亩”。与之相比，另一位“杀手”就大不同了。袁世凯既是用无数人头染红顶子的屠夫，也是“屠财”的能手，而且是公私一并“屠”。有书记载，袁“好财货，挥金如土”，“每幸一姬，辄有犒赏。宴客常备珍馐，一席之费，不减中人十家之产……敢于用财，视黄金直如土块。”由此观之，袁世凯的贪得无厌、暴殄天物，是被他的滥杀无辜掩盖了，实际上，他是货真价实的双料“屠夫”，既屠民亦屠财。

　　岑春煊，知名度远逊于张之洞，更不及袁世凯。尽管对其在清末民初政坛上的起伏跌宕，时人、后人褒贬不一，但对他不畏权贵、嫉恶如仇，勇于惩处贪官污吏的表现，还是一致赞扬的。据说这位岑春煊刚当广东布政使(相当于副省长)，就为惩办贪官的事，与顶头上司两广总督谭钟麟大干了一场。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谭钟麟信用的道员王某，多行违法以权谋私之事，鱼肉商民，恶迹昭著，民愤极大。岑接受控告，认真查实后，请总督将王撤职查办，但谭钟麟不同意。于是岑自行决定，先撤掉王某的一个职务，又邀集多位同僚一道去见谭，请求谭撤掉王的督署文案之职。谭岑二人当场发生激烈争执，谭拍桌子骂人，岑春煊毫不示弱，也拍案反驳，然后“掷冠案上，拂衣而去”。尔后虽有曲折，但谭王终因营私舞弊被罢归、革职，岑的坚持控告起了不小作用。在清朝260多年间，布政使弹劾倒总督的案子，仅此一例。待到岑春煊当了总督之后，就更放手惩治贪官，“自监司大员以至微员佐贰，有时且劾至百余人”，就连皇亲国戚的“红人”也不放过。一名原广东官员，被权倾朝野的庆亲王保举为即将出使比利时的钦差，但此公还没出洋，就被岑春煊查实贪污巨款后即行“革职查抄”了；岑还没就此罢手，穷追保举之则，多次向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反映庆亲王“卖官”的疑点。对于“外逃”贪官，他也绝不松手。在其广东任上，一贪污受贿知县被查期间逃往澳门，岑即派人专赴澳门交涉，将其引渡回来，发配新疆充军。据说，岑在两广总督任上，共弹劾贪官庸官1400多人；在署理四川总督时，一次就弹劾罢免了40多个贪官。岑春煊对贪官污吏的这种特殊“眷顾”，百姓自是举手称快，但必然引起官场的紧张，有人这样形容:“春煊每至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被岑春煊所“屠”之官是否都是贪官污吏，其中有无冤假错案，无从考证，但能让清末乌烟瘴气的官场有所震撼，官员们有所畏惧，就很不容易了，在那种大环境下能有这等大魄力，实在难能可贵。时人的支持、后人的赞誉，体现了民心的向背。直到今天，他的故里广西西林县还认真保留着岑氏旧居，尽管那个处于桂滇黔交界处、被称为广西“省尾”的小县很穷。

　　“屠官”，对官员来说，可能是恶名，而对百姓来讲，却是美名。那个时代，是个滋生、纵容贪腐的时代；封建制度，本身就是个培养贪官污吏的制度。因此，平时百姓是把希望寄予包拯、海瑞这种官场“异类”、“青天”，企盼他们为民做主、除奸惩恶；被逼得实在活不下去了，只好揭竿而起，杀官造反。这也是岑春煊尽管奋力“屠官”，也未能“屠”尽，未能阻止大清败亡的根本原因。孤军奋战的个人行为，总抵不住有制度保障的群魔乱舞。

　　现实中国，贪污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已经铲除；防范新形势下贪腐滋生的制度体系建设，正在强力推进；上有中央要求、下有百姓支持，反腐倡廉、严查严惩贪腐的大气候已经形成。如果说不足，那就是缺少些岑春煊一类的人物和他那种勇于“屠官”的魄力。特别是各级“一把手”，如果都能严格执行制度、时时对“身边人”提出警告，令他们不是趾高气昂而是有所顾忌，令其中心怀不轨者不是依权仗势而是“皆股栗失色”，那就是国之大幸、民之大福了，那就会少出些陈绍基这类的巨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