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杭州人行道上撞死人事件，社科院法学所刘仁文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刘明祥教授认为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5月19日《检察日报》)；肇事者胡斌以交通肇事罪被批捕，也似乎佐证了专家的判断。

　　不过，随着侦查的深入、证据的完善，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并非没有变化的可能。笔者认为，本案的难点，在于诉讼证据的收集，即通过怎样的证据证明肇事者当时是在飙车不是正常行驶，而不在于定性:一旦飙车的事实得以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没有太大争议。

　　对两位法学专家的结论与论证的逻辑，我不敢苟同。

　　第一，关于胡斌的罪过形式。

　　刘仁文研究员认为，“从客观上来讲，胡斌的飙车行为是危害了公共安全，但是胡斌主观上并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他肯定不希望或放任撞死人这种结果发生”。

　　我国刑法强调主客观统一原则。只有危害后果、没有主观过错的行为，不受处罚。和外在的可以通过感官感知的行为不同，行为人的心理活动，我们无从直接感知，但这不意味着对此无从知晓，更不意味着行为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认。既然行为是人主观心理驱使下的自觉行动，那么，揭示行为人心理状态的，就只能是他的行为。离开行为怎么去判断一个人的心理状态?

　　在这一案件中，将车以那种速度开到闹市区意味着什么，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不明白。“胡斌不希望把人撞死”，这点我同意(如果“希望”并追求这一结果发生，就是直接故意)，但执意把车以那种速度开到那个地方的事实表明，对于危害后果发生，他同样没有阻止和反对。不希望，也不阻止，放任自流、听之任之，任凭危害后果发生，这是典型的间接故意。

　　至于刘明祥教授所说“尽管超速行驶就有可能造成撞死撞伤人的后果，行为人对此往往有明确的认识，但一般都不会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为行为人对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将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并有可能要进监狱也是有认识的，理智的人不会轻易作这种选择”，同样存在问题: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理智的人都会因为预见到放任的结果将导致不利后果而不会选择放任，那么间接故意这种罪过形式，压根儿也就不存在了。

　　第二，关于酒后飙车案。

　　去年8月，北京朝阳区法院首次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三名酒后飙车的男青年进行判决。这三位男青年酒后在三环主路上飙车撞上了多辆车辆，事发后，驾车逃离现场。当时法院认为此举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的结果发生，已经超出了“交通肇事”的范畴。刘明祥教授认为，胡斌飙车撞死人案件与此类案件不能等同。此类案件中，行为人喝酒后神志不清，车都控制不住了，还飙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撞死撞伤多人后逃离现场，对这样的案件，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处理尚可。但胡斌不是酒后驾车，神志清醒、精神正常，飙车行为仍未超出交通肇事罪的范畴。

　　酒后飙车案中，三青年被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喝酒是根据之一，因为喝了酒的他们，将公共安全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但喝酒，既不是定这一罪名的充分条件(夜深人静喝了酒把车开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并不构成这一犯罪)，也不是必要条件。是否定这一罪名，根据只在于行为人是否以放任的心理状态将公共安全置于危险境地。以“不是酒后驾车，神志清醒、精神正常”为由，无视闹市区超速行驶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威胁，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第三，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那起案件。

　　刘明祥说，上世纪80年代，北京发生了一起司机驾车冲撞人群造成多人伤亡的案件，法院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被告人定罪。“与这起案件相比，胡斌不是故意冲撞人群，后果只造成了一人死亡而不是多人伤亡，可见，他的行为与那种一经实施就会造成不特定多数人死伤的所谓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有重大差别。”

　　本案中，“不是故意冲撞人群”，是事实，但“后果只造成了一人死亡而不是多人伤亡”却是偶然———如果当时站在斑马线上的，不是只有谭卓一个人，而是一群人，那么，案发现场的场景，就会“壮观”得多。刘明祥教授说，胡斌的行为“与那种一经实施就会造成不特定多数人死伤的所谓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有重大差别”，而我的看法是:从他决定把车以那种速度开到闹市区那一刻，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就已经受到威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危险犯，造成严重后果只是加重处罚情节。

　　如果没有充足的证据证实胡斌飙车，那么，以交通肇事罪追究他，就应该是法治的必然选择，尽管可能导致放纵。但这种放纵是证据的无奈，而不是逻辑的要求。(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