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10日，蒋介石日记载：“预定约见周、秦、王等人(笔者按，周恩来、秦邦宪、王明)。”同日，周恩来与王明将会见情况报告中共中央。研究抗战史或国共关系史的专家一般均引用周恩来、王明的电文，来表述这次会谈。至于蒋的谈话内容，因无具体资料，只能推断。
2005年6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主任邵铭煌在《近代中国》季刊上，首度刊出该次会谈的全文原件(由蒋当年的侍从室秘书萧自诚笔录)，从中我们可看到南京沦陷后，国共如何商谈合作，以利全面抗战的真实情况。
时间：二十七年二月十日上午十一时
地点：武昌省府主席官邸
周恩来：现在中国事实上是国民党执政，其他各党各派只是帮助政府，但彼此应无进退的争执，尤其在此抗战时期，我们应确守这个信念。我们共产党并没有动摇国民党领导权的意图，惟《扫荡报》所说“既相信三民主义，却不容共产主义存在；如相信三民主义，又信仰其他主义，必须予以制裁”，又说“西北特区政治为割据，似亦应予惩罚”，这种言论，似不相宜，故今天特报告蒋先生，请示。
委座：我们国家对外既有如此严重的战事，内部却如此薄弱，今后如果大家不确立一个共同的信仰来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就一定不能够应付这艰危的局面，挽救垂亡的国家……所以这几年来，我总是设法要使国内各党派——最大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为一体，化除成见，不分彼此，来共同致力于建国复兴的革命事业。我这个主张始终一致，即在以前与你们打仗的时候亦是如此……国共两党必要合并，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在现在抗战的时候，两党无论是分立或怎样合作，总是使敌人和反动派挑拨离间有所借口，不仅他们在国际上造谣生事是如此，就是在国内煽动人心亦是以此为口实。我们为打破敌人和一般反动派挑拨离间的阴谋诡计起见，国共两党应即消泯一切行迹，确实做到团结一致。我的意见是如此，你们的意见怎样？
周恩来：今天是求国家统一，全力抗战的时候，这种精神我们全党一致，惟《扫荡报》反对三民主义以外的主义信仰存在，这一点，不甚适宜。
委座：《扫荡报》并不能代表国民党。我的意思并非不容许各党各派存在，而是要求各党各派并合起来，共同对付外患，这也就是总理的遗嘱，无人可以批评，更无人能够违反……总之，我始终认定我们要对外战胜，要革命成功，就只能有一个党，一个团体。而且无论是国民党或共产党，都有国际性，都可以与国际互相联络，密切联络，如果两党合一，决不致独使共产党为难，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我的意思是如此，你们讨论的意见如何？
周恩来：关于党的问题，在庐山时我曾将我们的意见向委员长报告。现在事实需要是全国一致团结抗战，故凡一切言论行动，都不能违反这个原则。但如果勉强合成一党，对于抗战革命并不见其有利。尤其当此抗战时期，一切军事、政治、外交都须要由委员长统一。如果两党合并起来，而无形中仍不免分歧，办事上反多窒碍，易使社会发生不安……总之，我们的意思以为有委员长提出一个共同纲领，促使两党联合，一定可以达到统一两党行动、团结两党精神的目的。
委座：此事大家可以详加研究，从长讨论。
周恩来：关于不使敌人有挑拨借口一点，我们特别依照委员长意旨去做，无论对国际或国内宣传，都是如此。即如上次我曾与德国海通社记者谈话，即表示我们一致在委员长领导之下统一意志，共同抗战，凡是中国的盟国，我们都尽力联络，以期无损邦交。又如日本常向国际作种种谣言，如上海日文报纸之反中国的宣传，要来挑拨中国与国际感情。我们知道敌人有此企图，一切言论行动就格外谨慎，尽力避免授人口实。
委座：现在成都有共产党的人民阵线联合当地所谓“核心社”等扰乱后方，你知道否？
周恩来：在成都并没有共产党的组织。西安事变后刘甫澄(编按：刘湘)虽曾一度派人与我们接洽，我当时即表示大家应拥护委员长求统一，求进步，不要落伍，不要退步。后来我们也曾派人到成都，其目的在鼓励他们出兵抗日，但不久仍调回延安。至于四川救国联合会，据我所知，与上海救国联合会不相一致，他的一切言论行动我们并不赞成，自然不负责任！最近他们反对张岳军(编按：张群)主川，这件事我们完全不知道。
委座：他们近来在四川的行动，徒然给敌人以造谣的口实，影响抗战的前途，你有(机会)便应告诉他们，迅予纠正。
周恩来：他们近来在四川有何具体活动，请委座指示。
委座：他们自由组政训处，联络“核心社”一班人怂恿当地少数军政失意分子，来煽动川军各旅团长，阻挠中央政令的施行。他们惟恐中央统一四川，政训处不能存在，故从中鼓动酝酿。此事如不及早制止，不仅谣言流布，弄得人心不安，而且格外助长敌人侵略的威风。请你转告人民阵线救国联合会一班人，迅即设法改正过来。
周恩来：我所知道的四川救国联合会与上海救国联合会不同，其他情形我不清楚。不过他们这种不当的行为实在妨碍抗战的进行。
委座：关于上面这些问题，我想下周再约你们谈话。大家开诚布公讨论，只要两党同志精神能够团结，彼此毫无隔膜，在有利国家民族与助成抗战胜利的前提之下，一切可以商量。(本文对谈话纪录有所删节)(徐宗懋摘自《温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