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经费投入到底差不差钱，作为正在制订中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一个重大问题，近日又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北京大学民办教育研究所等多家机构共同举办的“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系列研讨会上展开热议。

　　早在1993年，中央政府在制定90年代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时，曾明确提出到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1995年颁布实施的教育法也对此作了相应的规定。然而，这个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却一直没有实现——2007年达到的3.32%，还是近年来最高。

　　此间，尽管国家统计部门每年公布的数据都表明，中央和地方教育财政投入的绝对数量在逐年增加，但各界围绕“4%为何达不到”的讨论不曾降温，并且成为历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执著关注的焦点。

　　财政性教育投入水平偏低，是经济学界、教育界很多专家在长期多样化的计量研究后达成的共识。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袁连生的归纳，其依据之一是政府投入的比例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政府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有一定的规律性，即经济越发达，这个比例越高。参照国际的平均水平，2000年中国经济发展应该使这个比例达到4%左右，实际仅有2.58%；2007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上升到人均GDP3000多美元，这个比例却只是3.32%。

　　依据之二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现实，突出表现在许多农村教师工资相当低、不少农村教育办学条件还达不到基本要求。比如，汶川地震中学校倒塌一大片，比民房还厉害；广东还有不少学生在危房里上课；西部还有几百所学校的中饭开在操场上。有学者在分析中还发现，各级政府教育财政投入还多是一次性、补偿性和还债意义的，而在常规的必要投入方面仍缺乏制度规定和法律保障。

　　袁连生特别指出，2000年至今教育负债已累计数千亿元，也是教育经费投入长期偏低的必然结果。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扩大高中招生以及扩大高校招生，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巨额负债来实现的。在教育经费总量中目前政府负担65%左右，而大多数国家包括印度的这个比例是75%～80%。过多依赖家庭投入，导致中低收入家庭缺少能力消费其他，甚至出现一定的经济压力。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认为，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是最常使用的衡量公共教育支出总量的一个指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很多国际组织，一般采用“公共教育支出”一词定义各国政府用于教育的支出。1993年中国政府认同了这个基本指标。但是，原本在上个世纪末要实现的4%的目标却落了空。

　　进入21世纪，依然“年年实现不了4%”，这块难愈的“硬伤”，既成为各界诟病我国教育投入不足的靶子，也成为坊间把“教育的战略地位”解读为“略占地位”的旁证。2005年，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到中国教育乱收费的根源之首，就是“教育经费的财政投入不足”。随后，财政部一位负责人在媒体上回应“这不符合事实”，理由是此前8年(1996-2004)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从1654.2亿元增加到4465.9亿元，年均递增13.2%，超过了同期GDP年均递增9.1%的水平。

　　财政部教科文卫司的王冬认为，首先的一个大背景是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到25%，而一般发达国家都约为50%。

　　其次，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财政总支出的14%，仅略低于美国而高于均为10%左右的法、英、日、德。我国这样的教育财政投入强度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为什么社会普遍感觉还很低？因为国外在财政之外还有一块非税收入，我们国家这一块投入教育的几乎没有。这应该是下一步扩大用于教育来源渠道的根本措施。仅靠预算内投入，空间已经不大。

　　另外，关于GDP，是一个观察性指标，还是一个行政目标，也值得探讨。中国从乡镇到中央共有五级政府架构，对经济资源的掌握相对分散。目前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3。到底哪一级政府或哪一个部门该对4%的目标负责任，说不清。

　　“大量预算外资金没有纳入公共管理，是中国没有达到4%的一大客观原因。”袁连生认为，如果财政的收支统计规范化，政府实际可支配的财政能力就会使目前的统计口径有所扩大，应该把我们通常说的“三个一万多亿元”包括进来，即一万多亿元的社保基金，一万多亿元的土地出让金，一万多亿元的国企上缴利润。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系副主任岳昌君认为，统计教育成本在理论上非常重要，但我们国家究竟有多少学生，每个学生的公用经费是多少，每个老师的工资是多少，很难获得准确的数据。即使能获得，成本也不可能是固定的。“好比我们吃饭，上世纪60年代稀饭、馒头加咸菜就不错了，如今则强调营养、追逐美食，已经不在一个层次。另外，学生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有怎样的质量才能计算付出了多大成本，笼统地说培养一个孩子需要多少成本是不科学的。至于统计本身，我们计算教育经费占GDP比例时，是否因国际比较而出现参照错位？各国把哪一部分算作财政性教育经费是不一样的，而国与国不同的统计口径并不具有可比性。”

　　“在统计口径不同的情况下去预测未来，就难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袁绪成的观点直白而鲜明：我们面对的许多统计数据水分偏大、统计资料极不健全，讨论4%还是5%意义并不大，但教育差钱使那么多农民子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一般人凭直觉就能知道，不需要专家们翻来覆去地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