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继续下滑与衰退，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深刻，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不断增加的严峻形势。在我们的采访中，许多政府官员、经济研究专家学者均表示，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我国具备较早地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五大优势。

　　不少经济学家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我国经济领域宏观调控的办法措施、手段方式近年来日益完善，更加科学，更加务实，也越来越灵活。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表示，“我国政府于去年四季度宣布增加4万亿元刺激经济后，连续数月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创纪录增加。我国实体经济从3月份后出现止跌趋势。”这些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灵活性、及时性、针对性和操作性，有效地缓解了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战胜目前困难的一个最重要条件，即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越来越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强调。从这轮危机中可以看出，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应对举措不仅适时，而且有力。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认为，当前需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好中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进一步巩固经济运行取得的初步成果，实现经济稳定回升。

　　我国经济目前基本上以实物经济为主体，虚拟经济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特别是我国没有过度发展金融衍生品，也极少购买世界上的金融衍生品。同时我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外汇储备，当国际上虚拟经济泡沫破裂引发的金融危机骤起或再次爆发时，我国财政金融形势总体稳健。汪同三认为，我国国民储蓄率较高，外汇储备较多，资金供给比较充裕，金融体系基本健康，抵御外部冲击能力较强，这是我们所具有的一个优势。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分析说，我国只实行了经常项目下的资本开放，资本项下还没有开放，尽管有外资或国际游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资本市场，但总体看是可控的、少量的。

　　专家们表示，建立稳固金融安全的“防火墙”，坚持对风险的可控性，设置金融安全的监管非常重要，这样可以使我们建立健康稳定的财政金融体系，不断加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我国当前面对的主要问题是专注地研究解决实体经济中的问题，而解决实体经济出现的问题，比解决虚拟经济泡沫破裂的难度要小得多。

　　汪同三认为，我国处于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劳动力资源丰富，素质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潜力和回旋余地比较大。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阶段，蕴藏着巨大的需求和增长潜力。陈文玲指出，我国仍处于加快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由此正在并将继续产生巨大发展需求，中国已经建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产业基础、科技基础、体制和制度基础，经济发展的整体优势没有改变。

　　财政部综合司副司长汪义达表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国内市场广阔，投资和消费潜力巨大，即便国际需求出现萎缩，扩大内需仍有较大余地。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在城市，现代城市经济逐步带动传统农村经济发展，将成为教育、科技、人才、资金集聚和资源配置的新动力。世界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发展最快的时期就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并行的时期，世界经济强国都是抓住这一时期成长壮大起来的，中国当然也不会例外。

　　中国有一个13亿人口的广阔市场，在国际需求萎缩的情况下，撬动内需，使国内需求部分替代或大部分替代国际需求，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内循环市场，可以有效规避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北京市商务委员会主任卢彦强调，打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并且逐步转向以国内市场销售为主，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尽量避免国际贸易摩擦的“救心丸”。

　　巨大国内市场需求，可以抵消外需下降造成的影响，使我国经济最早走出阴霾，而且从长远看，将实现我国经济拉动力的逐步转换和替代，形成更为直接和持续的经济运行动力。始于去年11月的“家电下乡”以及今年国务院“以旧换新”政策的出台极大地扩大了农村需求，把农村潜在的巨大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购买力。中国国内市场广阔，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内在活力，而农村需求是扩大国内需求的重点，能为我国日益形成的强大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为国民经济提供持久拉动力。

　　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称，市场机制完善了，运用经济杠杆就能大大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和管理压力。汪同三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们的体制环境越来越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逐步提高，在国际竞争中具有一定优势，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不断上升。

　　改革开放使企业摆脱了行政附属物的地位，成为自主经营、自主决策、自我发展的经营主体，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种经济的自增长机制，形成了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被称为“国际金融大鳄”的索罗斯指出，中国的体制更有利于抵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预计中国能更快地从这场影响到全球的危机中解脱出来，并会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