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出去”战略呼声一片之时，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官员，成思危和樊纲等知名学者却济济一堂给当前企业海外并购泼了一盆冷水：外汇不放开、贷款银行缺乏、政策促进不升级、文化排斥不融通，中国企业还没有那么幸运能大规模“走出去”。从昨日出席“海外并购战略研讨会”官员和经济学家的规格与规模可以看出，政界学界对当前“走出去”瓶颈的关注可见一斑。警示之余，众人纷纷建言献策。

　　瓶颈一：外汇不放开

　　可设立稀缺外汇资产外债市场

　　资金障碍是制约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重要问题。业界的共识是，只有完全放开资本管制，海外并购的星星之火方能形成燎原之势。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说，当前解决企业“走出去”的一系列困难，首先需要金融体制加速改革。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迟迟未能下决心放开外汇管制，是出于两个担忧。其一是担心一旦放开外汇自由买卖，将带来境外资本炒汇风险；其二是担心引发中国民间财富流失海外。

　　尽管两个担忧很难短期内打消，但国家发改委官员则绕过此症结提出，中间性、渐进性的改革“这个可以有”。

　　国家发改委体制改革综合司司长孔泾源表示，可以把稀缺的外汇资产设立外债市场，中国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在内都在国内的海外基地购买品牌、购买资源能源。通过这种方式找回货币政策的资本权。

　　瓶颈二：贷款银行缺乏

　　可增加海外并购贷款银行

　　我国高额外汇储备与海外投资借款尚未形成良性互动。2008年末，我国资产结构中对外直接投资仅占6%，而储备资产高达67%。日本2007年此数字分别是10%和18%。

　　国家发改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司长孔令龙表示，融资渠道方式相对单一是我国海外并购的一个突出问题。目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机构仅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这两家银行资本金不足严重制约企业“走出去”步伐。

　　企业海外并购所需资金一般要几十亿美元，多则上百亿美元。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基本上没有参与海外并购和海外融资。

　　数字显示，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支持比例中，商业银行不到5%。

　　瓶颈三：政策促进不升级

　　政府可参与并购可行性研究

　　商务部日前出台《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将企业海外投资审批核准权利下放到地方。但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建议，当前应出台一部促进“走出去”的国家性法律，将促进境外投资提高到立法高度。他指出，此举“非常必要”。

　　成思危表示，政府应参与到并购初期的可行性研究环节，可行性研究是海外并购最难的环节。

　　企业对海外资信掌握不够、可行性研究和分析不全面，导致并购后发现“上当”的情况很多。他指出，应建立境外投资促进中心，支持企业做初期工作的调研基金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分担。若并购成功可归还政府出资部分，失败则国家也承担部分损失。以此分摊风险。

　　他还表示，境外投资应逐步由审批制转向核准制，最终转向以咨询服务为主的登记制或备案制。

　　瓶颈四：文化排斥不融通

　　并购后可采取本土化管理

　　随着企业海外并购增长加快，中国经济威胁、资源掠夺等国际舆论的非经济因素正影响着海外并购的成败。

　　并购后文化的融合也至关重要。此前上海汽车收购韩国双龙即因当地工会问题将企业搞垮。海尔收购美国美泰克时，管理层遇到的最大问题也是非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说，文化政治因素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难关。北京第一机床厂2005年并购德国百年品牌科堡集团时曾遇同样问题。其并购完成后，德国媒体刊登大版面负面报道，并引用科堡老员工的话说：“对于北一这个母亲来说，科堡这个孩子太大了。”北一最终决定不辞退科堡老员工，避免公司内部躁动，并用反映北京城市现代化程度的宣传片打消媒体质疑，赢得德国媒体随后的正面报道。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表示，我国部分企业已经在并购后实现了非常高水平的管理本土化。他在韩国、日本考察中国企业并购后的公司时发现，一些企业已实现完全的本土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