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今年高考前一天，教育部发出“五项禁令”——严禁高一、高二在校生参加高考；严禁利用无线通讯工具作弊；严禁组织或参与群体性舞弊；严禁由他人代替考试或代他人考试；严禁骗取高考报名资格参加考试——可是，超乎常人想象的考场作弊还是发生了。

　　据中国青年报6月10日报道，在吉林松原市，一种外地人听不懂的“买场”作弊，在今年高考中疯狂上演。所谓“买场”，就是花钱买通监考老师和同一考场的其他考生，抄袭他们的试卷。被收买的老师不但对考场上的不正常事态可以佯装看不见，还可帮忙传答案或者放风，以免被巡视员撞见。于是，令常人匪夷所思的一幕幕就在考场里悍然上演：一考生的考卷被后面一名考生抢走抄袭，以至于最后未能答完题，而且答题卡也被撕坏；一位监考老师给一个考生递纸条，假装掉在地上，“那个考生捡起来就抄”……

　　为什么教育部的禁令在当地失效？有人分析，当教育官员被买通，巡考被买通，监考被买通，同考场部分考生也被买通，禁令当然就是一纸空文。倘若不满的家长和学生去告，接受告状的当地教育部门会严肃查处吗？再往上告，认真的上级部门会责成当地教育部门、公安、纪检部门调查，而不认真的部门就可能一拖再拖。可就是责成调查，在官官相护、利益均沾的格局(当地考生考得好，升学率高，本身也是政绩)之下，真相也难大白，考生的权益却已受损。

　　据此，舆论的建议，普遍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加强《考试法》立法，通过立法，加大对作弊者的惩处力度，由此整顿考场秩序；二是调整考试组织，由当地组考、监考改为异地组考、监考，即由另一个地区的教育部门来安排考场、公安部门来维护考场秩序，另一个地区的老师来监考。这样，买通官员、巡考、监考的可能性就减少。

　　可是，就如教育部的禁令难以落地一样，严格执法同样遭遇现实困境，执法的仍旧是当地公安、教育部门，而《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执法情况，早已有目共睹；对于异地组考、监考来说，起初一两年可能会带来考场风气好转，但由于各地官员的相互沟通、交流，有着共同的利益，作弊极有可能死灰复燃。

　　笔者并不看好《考试法》立法以及异地监考的提议对治理高考作弊能起到多大作用，也不相信对教育官员、监考老师进行师德师风教育，能让他们增强严肃考场纪律的使命感和道德感。治理高考的作弊之风，还得从高考制度以及高等教育的全面改革中，寻找答案。

　　当下“只看分数不看人”的高考录取制度，以及大学极低的淘汰率，是考生和家长作弊的原始诱因。举例来说，一个在中学各科成绩总分只有200分的学生，经过考试作弊，获得了500分以上的考分，按照当前的录取制度，高校必定录取，这名学生“考进”学校之后，通常情况下，会顺利毕业，拿到文凭，并极有可能(在父母的帮助下)根据这一张文凭找到一个好工作。这样的作弊，是不是收益极大？

　　反之，如果高校综合评价一名考生的统一测试成绩、中学学业成绩、中学综合表现，再辅以学校的面试考察进行录取，考场的高分，就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作弊的“收益”将大大减少；如果大学实行“严进严出”或“宽进严出”，那么，学生即便借助作弊进了学校大门，也将无法顺利毕业，这样的作弊还有多少价值？

　　这样的改革建议，并不鲜见。但对于高校的自主招生，社会舆论更为担忧腐败与不公平。如果仅仅推进自主招生，结局可能确实如此：一个平时学业成绩只有200分的学生，完全可以利用高中的推荐、大学的自主录取，连作弊的风险也不承担，就进入大学，并顺利毕业。目前高校的自主招生，就是在其他改革没有同步进行的情况下所推进的，录取过程不公开、透明，由此遭遇空前的质疑。

　　这其实不是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真正意义的高校自主招生，是现代大学制度中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自主招生的前提是高校必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大学没有行政级别，校长公开遴选，实行理事会决策，办学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益得到充分体现。这才有可能在招生和培养中，严格坚持教育标准。

　　所以，从根本上说，能否彻底治理高考作弊，取决于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保留统一高考、集中录取的制度，大学的自主权无法实施，高考作弊难以避免；推行高校自主招生，而没有现代大学制度，更可能给权力寻租带来更大的活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