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对战事发展非常关注，也很忧虑。此时大陆刚刚全部解放，解放台湾也摆上了日程，正在积极做着军事、外交、物质等各方面的准备和部署，国内政治、经济秩序处于十分敏感和关键的时刻。毛泽东曾指示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做好应对的准备。

　　几天后，我把金日成发来的一份电报送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金日成通报了朝鲜人民军占领汉城后，正在继续向南快速推进的情况。我高兴地对毛泽东说：看来朝鲜的解放和南北朝鲜的统一很快就要实现了，金日成真了不起。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美国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此后，中央连续开会研究朝鲜战争局势和我们的应对措施。毛泽东频繁地向全国各地的部队领导发电报，通报有关情况，并告之做好相应的准备。在此期间，通过电报、电话和面谈的方式，与彭德怀、粟裕、林彪进行了情况交流。8月底，毛泽东给远在西北地区的彭德怀发去一电，提出为了应付局势的变化，“现须集中4个军以便机动(已经集中了4个军)，但此事可于9月底再作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

　　战争果然是按照毛泽东的预见发展的。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数万部队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登陆，26日攻占汉城，并大举向北进犯，战局迅速恶化。

　　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纪念日。金日成首相发来一封急电，请求中国直接出兵援助。

　　我马上把电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迅速看后说:“请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过来开会!”

　　当天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朝鲜战争的最新情况和我们出兵的问题。第二天，我与毛泽东一起吃饭时，他说:“林彪说他身体不好，要到苏联休养，关键时刻还是彭老总行!”几天后，彭德怀风尘仆仆地从西北赶回北京接受任务。临出发前，毛泽东把他的儿子岸英托付给彭德怀。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此前，毛岸英随彭德怀先期进入朝鲜。

　　11月25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除了报告战事以外，重点提到毛岸英不幸牺牲的消息。电报极简短。

　　拿着电报，我的心在颤抖。岸英比我小六岁，我们相识很早，交往较多，私人关系也不错。他才28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稍稍平静下来以后，我拿不准主意，该怎么处理这份电报，毛泽东经受得住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吗?我把电报交给周恩来，他是解决问题的大师，每次遇到难题时，我少不了请教他。周恩来看了电报，他坐在办公桌前，左手扶在前额，半晌才站起身，他低声对我说:“让我考虑考虑，先放一放再报告主席。”

　　过了些天，彭德怀又给毛泽东发来一电，并提到上次电报中谈到的战事翻译有误。这一次，我把电报直接给周恩来送去。周恩来说;“不要瞒了，总瞒着也不是办法，报告主席吧!’，

　　我手拿两封电报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他正在沙发上看报纸。我小声叫了一声“主席”，然后把电报交给他，然后默默地站在那里。

　　毛泽东像平常一样，放下报纸，接过电报看了起来。这时，我感觉空气仿佛凝固了。毛泽东将那份简短的电报看了足足有三四分钟，他的头埋得很深。当他抬起头时，我看到他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脸色非常难看。他向我摆了摆手说：

　　“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

　　我听完后，小心翼翼地退了出来。

　　第二天，江青得知了消息，她跑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里哭鼻子。

　　对岸英牺牲一事及毛泽东当时的情况，多年来各种媒体做了大量渲染，其说不一。实际情况如上所述，彭德怀的电报只有周恩来和我知道，向毛泽东报告时只我一人在场。

　　为了便于工作，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于1951年1月10日将岸英牺牲的事在极小范围内做了书面通报，并附了一纸说明:“此事请各同志阅后不要宣布，现在还只有少数同志知道，请注意。”这份材料现存于中央档案馆。

　　对岸英后事的处理，彭德怀来电建议，岸英的遗体与在战争中牺牲的其他志愿军官兵的遗体一起埋葬在朝鲜，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

　　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用事实证明正义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祖国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长眠于异国的土地。

　　1958年秋，最后一批志愿军官兵，胜利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回到国内。这批部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和三个师以及后勤保障部队共七万人。　(摘自《叶子龙回忆录》叶子龙/著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