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起跑步，打沙包，练军体拳，是干部们多年的习惯

刘家平和他的毛毛熊

　　12名退伍军人的集结号

　　巫山·最后的庙堂（下 篇）

　　最后的庙堂，82平方公里范围内，除了鸟鸣猪叫，很少听到人声。

　　每天早上7点，庙堂文昌宫，会准时响起一阵铃声，然后冒出炊烟——那是庙堂最后的守望者：庙堂的“末代乡官”，一共17人，15名党员，其中12人还是退伍军人。

　　海军、步兵、炮兵、装甲兵、边防兵……除了空军，啥军种都有，人称他们“集团军”。

　　他们的天职是服从。集结号没有吹响，就不能撤离。

　　17名留守乡官

　　向兴浩 乡党委书记，36岁，海军退伍；

　　龚道辉 乡长，32岁，步兵退伍；

　　杨亨军 副乡长，36岁，武警退伍；

　　邓 勇 人大主席，32岁，导弹兵退伍；

　　刘家平 宣传统战委员，33岁，装甲兵退伍；

　　杨 明 文化站长，安监办主任，23岁，边防兵退伍；

　　黄 浦 纪委副书记，36岁，武警退伍；

　　刘红西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28岁，侦察兵退伍；

　　梁 滔 财政所长，30岁，侦察兵退伍；

　　刘定雄 40岁，农业服务中心干部，步兵退伍；

　　陈义权 财政所会计，36岁，步兵退伍；

　　邓 超 司机，28岁，武警退伍；

　　邓兰银 40岁，党政办副主任，扶贫专干；

　　田友超 29岁，组织委员；

　　王文钢 25岁，渝北区两路人，团委书记，党政办主任；

　　伍仲福 29岁，计生服务中心主任；

　　董申龙 28岁，现已借调公安系统。

　　地下埋着一坛酒，离开那天才开封

　　“嘀——”5月22日清晨7时，文昌宫清脆的电铃声后，一声洪亮的“起床喽”，宣告着新的一天开始。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5分钟后，一列身穿迷彩服的男子喊着整齐的口号沿公路跑去——像部队一样出早操，是庙堂乡政府多年的习惯。

　　乡长龚道辉跑在最前面。半小时后，大家都回了政府院坝，他一个人悄悄溜到围墙背后的老槐树下。

　　那里，有他4年前进庙堂时埋下的一坛苞谷酒。

　　刚来时，他时刻祈祷着尽快离开这鬼地方。一同调进庙堂的同事和他约定，每人在地下埋一坛酒。谁有机会出去，就挖谁的酒出来庆贺。

　　“最想出去的，却留到最后。”龚道辉苦笑。

　　庙堂乡额定编制33人，最多时（搬迁前）到任也只有17人。有意思的是，其中有12个是退伍军人。甲种步兵师退伍的龚道辉说，只有军人，才能吃下庙堂的苦。

　　如今，庙堂拆迁已进入善后阶段，只等着市里最后的撤离通知。终于要离开，龚道辉心里却多了些不舍，一边说，一边将大门口“庙堂乡人民政府”的牌匾擦了一遍又一遍。

　　至于埋下的那坛酒，大家早已商量好，离开那天再挖出，喝个痛快。

　　“我是好人，有时间和我聊一聊”

　　5月21日晚，来庙堂乡的第一顿饭，财政所长梁滔就悄悄提醒记者：千万别和这群人拼酒——山里没有娱乐，无聊的夜晚，只有就着烤洋芋、煮鸡蛋和泡菜，喝酒解闷。长年下来，每个人酒量非凡。

　　“拼酒可以，拼娃哈哈我就不参加了。”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刘红西的一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原来，一个冬夜，刘红西跟同事打“拱猪”，谁输一次就买1元钱1瓶的娃哈哈给赢家喝。刘红西连赢了16瓶娃哈哈，胀得躺不下坐不了。深夜，大家睡了，他还在院子里跑步。

　　“有娃哈哈喝，就是幸福，别不知足。”在山里呆了8年的副乡长杨亨军说，早几年，路不通，想吃啥都难。那时，只能玩“放鞭炮”。一天晚上，大家都睡了，已调走的熊平睡不着，买来鞭炮，点燃扔进别人房间。11个被炸醒的大男人没一个生气，还莫名兴奋，沿山路跑起步来。然后，在一个狭窄的山坳停下，一齐朝漆黑的大山大吼，比谁声音大。

　　2002年通电后，县扶贫办为他们捐了一台电视机。纪委副书记黄浦说，大家最想看巫山台，可没信号收不到，阴差阳错收到阿富汗台，大家只能听着那些根本不懂的阿富汗语“看图说话”。

　　2005年，这里通了网络，每个人都有了QQ。副乡长杨亨军的QQ签名是：“我是好人，有时间和我聊一聊”——他说，如果其他人都下村，有时一连几天都找不到人说话。

　　170多斤的刘家平，床头放了个毛毛熊

　　晚上8时，乌鸦的叫声还没停歇，鼾声便从不同的房间传出。

　　刘家平房里，田震《执着》的声音唱了一遍又一遍，“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

　　33岁的刘家平是乡宣传统战委员，身高168厘米，体重170多斤，外号“胖子”。这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床头，赫然放着一只绣有红心的黄色毛毛熊。

　　“这洋娃娃已陪了我整整5年。”2004年，刘家平骑摩托车翻下悬崖，抓住半山一棵树才捡回一条命。躺在病床那一个多月，同事下村了，他每天只能盯着天花板发呆。

　　伤愈回家时，他一眼看到路边小店里这只小熊，一向节约的他当即花18元钱买下。

　　从此，这只小熊每天伴着他入眠，高兴时，对它说说话，不开心时，也跟它抱怨几句。对这，没人嘲笑他。

　　组织委员田友超的爱好是吹葫芦丝，女友傅薇现在一提葫芦丝就头大。热恋中的他们，一个在巫山县城，一个在庙堂。一次，傅薇在视频里听他吹了整整一小时，实在受不了，求他莫吹了，脸憋得通红的田友超歇了口气，“不吹干啥嘛？这又没耍的。”

　　虽然山里没娱乐，但这群来自城里的大男人也追星。2003年，宋祖英到巫山演出，刘红西恰好有朋友去了现场，于是来了个手机连线，10多个男人围着手机听了一次难忘的演唱会。

　　7年了，两只喜鹊发展到16只……

　　次日早，端起饭碗蹲在屋檐下时，杨亨军听到一阵“叽叽喳喳”的鸟叫声从厨房堡坎下的油杉树上传出。

　　站在院坝阳台边，正好看到10米外的喜鹊窝。“快来看，喜鹊有小崽了！”杨亨军趴在栏杆上，新发现让他惊喜不已。

　　窝里，两只小喜鹊刚睁眼，喜鹊妈妈衔着虫子回来，小心翼翼喂进小喜鹊嘴里。喜鹊爸爸，则盘旋在窝旁保护妻儿。

　　“我连只喜鹊都不如……”这温馨的一幕让武警出身的杨亨军想起自己的妻儿，他放下还剩半碗的面条，走了。

　　“准又想起那3条短信了。”书记向兴浩叹口气说，这窝花喜鹊2002年在此安家，最初只有两只，现已发展到16只，这里的“光棍”们，每次看到花喜鹊其乐融融的一家子，总不禁黯然神伤。

　　去年11月25日，杨亨军赶着进城开会。“我没时间回来了，要直接进城。”头天，本来说好进城时顺便回趟城郊的家，谁知会议临时提前，他只好电告妻子。此时，他已好几个月没进家门。

　　在车上，杨享军收到妻子卢成桂的短信，愣了：“你是世上第一大忙人……每次都是出差到县城才从家里借过，有过一次专门回家吗？”来不及措辞安抚，妻子带着怒气的短信又“杀”了过来：“请你今后直来直去，不要匆忙绕一圈！”

　　内疚的杨亨军无言以对。几分钟后，第三条短信响起：“爱有多深，恨会更深……你不要给我打电话，也不要回信息了！”

　　杨亨军忙拨打妻子的电话，传来的是已关机的提示……妻子的怨气压抑了多久，杨亨军自己清楚。在庙堂工作的8年，两人在一起的时间总共不到3个月……

　　在庙堂工作的人，哪个又不亏欠家人？当过炮兵的乡人大主席邓勇，身材魁梧，声若洪钟，一向天不怕地不怕。但他说起妻子，“人都矮了半截。”

　　2003年11月，邓勇的老婆易光荣生双胞胎女儿难产，适逢下雨，没车敢跑。几天后，他赶回家，妻子已闯过“鬼门关”……

　　伍仲福被公认是这群人里最幸福的——老婆是庙堂小学老师，他是唯一老婆娃儿都在身边的人。但伍仲福却希望老婆尽快带半岁的娃儿离开庙堂，“买包奶粉都要骑10小时摩托，娃儿营养怎么保证？”

　　杨明最近火气有点大，哪个说庙堂不好，他就跟哪个急

　　上午，前往庙堂小学的路上，田友超的女友、巫山县城的傅薇又一次头被颠到车顶：“这路绕来绕去，把腰都颠痛了。”同行的杨明立马急了：“你是说咱庙堂不好？这叫‘山路十八弯，曲径通幽’，你懂不？”

　　杨亨军忙把傅薇拉到一边：“他最近火气有点大，哪个说庙堂不好，他就跟哪个急。”

　　23岁的杨明，是庙堂最年轻的乡官。这个曾在云南边防线上守了两年边疆的小伙子说，在庙堂就像守边防，刚来时巴不得早点走，可真离开时心里又非常难过。

　　“……出去后要保持联系，随叫随到。”中午吃饭时，“末代乡长”龚道辉破例给每个人斟满了酒，然后这样说道。

　　突然，办公室电话响了，杨明拔腿就跑。其他人迅速围过去，挤在门口倾听。

　　“喂……哦，问向书记好啊？他不在，开会去了。”原来，是村民感谢向书记帮他解决了户口问题。

　　“还以为是撤乡的通知来了。”放下电话，杨明失落中又带着一丝庆幸。

　　一直以来，他们都盼着桌上这部红色电话，能早点为他们带来撤离的消息，可如今越是临近，却越害怕它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