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人民代表，有要求我的权力。”三个月过去了，中国总理温家宝的这句“两会”名言仍不时被人提起。
五十二年前，时任总理周恩来在一次中共的党内会议上这样说到：“越是监督我们，我们越是能进步。只有怕人家揭露错误，自己又没有勇气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人，才怕人家监督。”
不同的年代，同样的民本精神。中共建国六十年来，不少领导人作出过不少类似的表态。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尽管历史曾一路跌跌撞撞，中国民众终于拿起了自己对国家、社会的监督权，擦亮“中国眼睛”，审视政府、观察社会。
街头巷尾，人们谈论着高层的决策与言行；饭后茶余，大家探讨起医疗改革、股市、菜价。民众更加关注公共话题，小到作假的老虎图片，大到救振经济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中国社会在公民的注视中正逐步步入良性轨道。
从农民代表当面“要求”总理，到民间环保组织督促政府治污，再到网络反腐频频亮剑，公民监督、社团监督、舆论监督等已在中国普遍展开。广泛意义上的监督权，成为对政府权力的强大制衡力量。
上个月，浙江杭州发生一起轿车撞人案，警方称：案发时肇事车辆时速为七十码。这与目击者“受害者被撞飞五米高、二十多米远”的描述反差很大。有民众随即展开调查，以专业的数据质疑官方判定，迫使警方公开道歉。
在强势的行政权面前，像这样独立的公民监督并非第一次奏效。在纠葛一年多的“华南虎照”事件中，一些普通民众自发到事发当地走访、勘察，使得作假官员一次次露出马脚。
在湖北省邓玉娇案、云南省“躲猫猫”案等事件中，公民调查的身影一再出现。他们以自发的力量和网络平台，诠释着“公民”这一称谓的社会价值，也体现出民间监督的强大力量。
相较分散的公民监督而言，环保团体、消费者协会、女性权利保障等社会团体的监督显得更为组织化。在北京、广州等城市的广场街头，不时能看到散发调查问卷和公益广告的志愿者，勾画出公民社会的一幅剪影。
一九九七年，十多位志愿者在可可西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间自然保护站，他们以在反偷猎中英勇牺牲的“索南达杰”命名，常年坚守着藏羚羊及生态保护的前沿阵地。
二00五年，“绿色流域”、“绿色家园”等环保民间组织针对怒江梯级水电开发，多渠道向各级政府提出建议，据理力争，最终达成了怒江开发要充分论证的共识，也打破了地方官员“拍板”决策的惯例。
那一年，“世界动物基金会”、“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等NGO(非政府组织)负责人，极为罕见地获邀出席云南省环保局长会议。从被官方忽视、提防，到双方合作，NGO的社会身份不再尴尬，其社会监督功能得到认可和强化。尽管在中国的环保组织中超过六成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逾七成没有稳定的经费收入，但他们睁大眼睛，力行监督，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恪尽职守。
在公民监督兴起之时，官方力推行政务公开，为民间监督提供了条件。本月初，湖北荆门市宣布，所有公务车贴标识亮“身份”，凡公务车辆用作私人旅游、或停放在娱乐场所，一经举报查实将从严处理。上月底，广东廉江市更出奇招，当地政府称愿意花钱“买”监督，奖励民众监督官员作风。
在民间的眼睛日益“雪亮”的同时，作为公民社会监督的专业力量——舆论监督，它的变化与成长一直备受关注。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媒体被定位为官方“喉舌”，“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以负面报道为主要形式的新闻监督难以在体制内施展手脚。
而在传媒经济和新闻观念变革的推动下，如今在官员讲话、政府文件、学者论述中，“舆论监督”显然已属高频词汇。举报、揭露、批评等监督方式早已蔚然成风。
二00一年广西南丹矿难、二00三年孙志刚案、二00七年“黑砖窑”事件……中国媒体在世界新闻史上留下了一行深刻的足迹。
互联网的兴起更是为舆论监督推波助澜。去年底，网民曝光南京一局长抽“天价烟”、戴名牌表，据称导致当地官员由此吸取“教训”，不抽好烟不戴名表。诸如此类的网络反腐事件，在中国屡见不鲜。
诚然，公民监督乏力的案例也不时见诸报章，如不少问题官员不明不白“带病”复出，官员财产公布制度千呼万唤不出来，等等。在良性、理性、合法的前提下，人们期待着公民监督更能够有所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在公民意识不断觉醒的时代，监督权大行其道，必将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进步，也为下一个六十年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开放储备实实在在的精神动力。(记者符永康)
60年民主进程：中国人表达权从“解冻”到“解放”
如今，如何切实保障公民表达权已被官方提上日程。今年四月，首次公布的中国人权行动计划重点阐明了四项具体保障措施，承诺将加强保障新闻机构和记者的合法权利，完善互联网、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发挥社会组织在反映民意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且将“进一步拓宽和畅通信访渠道”。
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列举的保障措施进一步细化之际，在表达权从“解冻”走到“解放”、再发展到“加强保障”的今天，首当其冲的是加强该权利的法律保障。“一旦有了法律保障，表达权就不再是一些人眼中可有可无的东西。”李景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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