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王震从不畏惧困难，但又必须正视这些困难，设法逐一克服，才能迅速地胜利完成进军新疆、统一西北的大业。所以一到酒泉，他便指示全军抓紧进行组织准备。10月1日，第一兵团成立酒泉至迪化运输司令部，任命在酒泉起义的原国民党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为司令员，具体组织指挥空运和车运兵员的工作。并在酒泉成立甘新物资供应站，在酒泉、哈密设立了空运指挥所(后又在迪化组建指挥机构)。又请兵团政委徐立清召集第二军政委王恩茂、第六军政委张贤约共同选拔一批优秀干部，以备进疆后改编起义部队和建立地方政权之用；由兵团参谋长张希钦、第二军军长郭鹏、第六军军长罗元发负责进疆后的生产建设准备工作，在酒泉就开始准备各种生产工具；由兵团政治部副主任曾涤，会同各军政治部做好部队进疆的思想工作和民族政策教育，并把一路招募储备的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分门别类制定各种建设新疆的规划。

　　为了胜利完成进军任务，王震翻阅大量历史资料，对当年张骞出使西域，班超驻守重镇，唐玄奘去西土取经，左宗棠率部进疆路线，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早在西安解放的时候，他就开始收集有关边疆政治、军事、地理、历史、宗教、民族、农业、水利等各种书籍和历史资料，在进军途中反复阅读。在酒泉，他住的房子里，床上、床下、窗台上、桌子上，到处都塞满了书。

　　其中有许多罕见的古籍，如清代徐松撰写的《西域水道记》、俞浩所撰的《西域考古录》，以及《新疆私议》、《新疆识略》、《新疆图志》等，这些书籍有的因年代久远缺卷缺页，但偶得一见，他也颇觉欣慰。他在残存一卷的《新疆私议》中获益匪浅，因为此书列举了汉以来经营西域的史例，以此论证新疆安定对我国国防和领土统一意义重大；针对道光七年清政府平定新疆叛乱后的局势，提出加强军政建设，慎重处理民族关系，以及探明其地水道、开发水利、实行屯田、发展边疆经济和巩固国防等主张。他从中吸取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进一步肯定和完善他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的战略方针。

　　除了借助于这些书本知识，王震还很注意对现实情况的调查研究。他不单自己经常访问群众，还常推动其他同志到群众中去访问调查。一到酒泉，他就把兵团宣传部副部长马寒冰找来说：“现在给你一个任务，去找一些了解新疆情况的人来。凡是去过新疆的，刚从新疆出来的，商人、学者、开车的、拉骆驼的都行，我们要向他们请教。”

　　当时解放战争已在全国取得胜利，新中国的成立给全军带来巨大的鼓舞。部队的士气高昂，进军新疆的劲头大，这是主要的一面，是部队思想的主流。但就整个部队看，还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思想问题。如果这些思想问题不能及时加以解决，就会影响到进军任务的顺利执行。

　　酒泉西行70里就到嘉峪关，这里是万里长城西端的尽头。出嘉峪关，便进入了广漠的沙海。这里寒风阵阵，尘沙搅得战士的眼睛都睁不开。当时进疆大军已在嘉峪关外的玉门、安西、敦煌一线，一字儿摆开。自古以来，人们常对出关怀着无限恐惧的心理。历代知识分子也多将离乡背井视为畏途，流传下来的咏唱边关的诗词，虽不乏气势豪壮的佳篇，总的说来多是苦边怀乡之作，充满悲观绝望的哀愁，如“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关”，以及“古来征战几人回”、“春风不度玉门关”之类。至于现代客旅中间流行的一些打油诗，如像“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戈壁滩；往后看，鬼门关”，就更离谱，好像出了嘉峪关就是生离死别。这些消极悲观的情调，难免在指战员中造成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