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备性政策”首次浮出水面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北京报道
中国开始研究“储备性政策”了！
这是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6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传出的声音。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中长期发展需要，加强储备性政策的研究，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针对性。”
“储备性政策”的概念第一次跃入大众视野的同时，作为“储备性政策”研究的主角——智库，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而由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超豪华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于7月2日晚在北京首次举行的“全球智库峰会”，更是吸引了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普罗迪在内的全球30多家顶级智库代表、100多名前政要、诺贝尔奖得主和全球500强CEO。
这个被冠以“中国顶级智库”之名的中国新智库，无疑给中国未来的“储备性政策”研究增添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储备性政策”终于有了名分
在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出台后不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在不同场合重申“应对金融危机远远不止4万亿投资计划，其他政策将在年内不断出台”。
“‘储备性政策’的概念是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后提出来的。我理解的储备性政策就是过去常说的政策预案。现在之所以提出来‘储备性政策’的概念，说明经济形势相比前几年更严峻，也更为复杂，经济情况的不确定性还存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政策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
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欣喜地看到了“储备性政策”有了名分。这位曾在中南海给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课的专家说，其实，多少年来我国都在进行“储备性政策”的研究，只是没这么个“名分”。“经济形势肯定是先要做预测，以防患于未然，不可能说碰到问题才重新开始研究。在任何情况下，不可能我们把所有的招数都用完了，就没招数了。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我们常说的一个概念叫‘理论储备’，是指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对策研究相结合，超前准备，随时为中央决策服务；现在提出‘储备性政策’这个词更贴近当前的实际，其目的是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前瞻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评价说，“温家宝总理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提出‘储备性政策’研究，不仅反映了我国政府对决策行为的负责态度，体现了对决策科学化目标的迫切追求，同时，对决策者本身也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更是对政策研究部门、政策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期望和更多的任务。”
“储备性政策”，在多次参与《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的刘树成看来，是一个“很好的新词”，需要给其下一个“定义”。他说，广义来看，储备性政策是指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超前研究和拟定的可供选择的政策。这可以包括四种情况：一是针对情况的动态性，如国内外经济形势是动态变化的，因此，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要根据形势的动态变化及时做出调整，这需要超前储备；二是针对情况的复杂性，需要反复研究和拟定，需要一个超前过程；三是针对情况的不确定性，需要提出多种备选政策方案；四是针对一些情况的突发性，需要事先预做应急准备。
“储备性政策”的“新”，还表现在从工具书到网络百科都没能找到一个专门解答。
“储备性政策”这一新概念引起各方关注的同时，谁来承担储备性政策的研究制定更成为热门话题。据了解，研究这些“招数”的机构有一个宏大而响亮的名字——智库。
胡仙芝分析，如今社会高度复杂化，决策科学化十分需要借助咨询参谋机构，也就是智库。智库的政策研究包括政策问题、政策规划、政策方案、政策效果等研究，体现在显性层面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更多的则体现为其背后政策储备状态。储备性政策研究越充分，政府决策绩效就越凸显，政策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强。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超过2000家智库，包括著名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50人论坛等。美国“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社会科学院排名“亚洲最顶尖智库”中的第1名，排名“非美国”最顶尖智库第25名。
很多学者和专家认为，未来的“储备性政策”，就将诞生在这些智库里。但哪些智库能成为出台“储备性政策”的首选呢？
储备性政策或源于官方智库
智库，顾名思义，智慧的仓库，英文称呼“think tank”。它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在发达国家，智库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西方发达国家，每逢重大政策的决断，一般是智库先提建议，然后媒体讨论、国会听证，最后政府采纳。
在中国超过2000家智库中，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即官方智库。
除了上述一些官方智库外，在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又特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两个智囊机构；此外，在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部委内部都专设了研究室。
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的主要职责除了参与国务院和党中央的大型会议的文件起草等工作外，为中央政府决策提供建议和咨询责无旁贷。这难免让人联想到今后的“储备性政策”是否会来源于此。
“从政策层面上看，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因为‘血缘更近’，应该是研究‘储备性政策’的主要来源地。”一位分析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而在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看来，专业研究“储备性政策”的，应该是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相关的宏观调控部门的内部研究室。“按道理，现在的储备性政策也应该是以综合部门为主。”
而隆国强把这一范围扩大了，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目前国内林林总总的智库，包括政府的职能机构，甚至还有一些大学教授都在研究经济形势，而政府又这么亲民，因此，大家都可以直接向政府建言献策。”
但是，政策建议多了，如何甄别、遴选，对决策人反而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其实，为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针对性而进行的‘储备性政策’研究本身并不难，毕竟从凯恩斯以后，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已经很丰富了，中国政府也越来越专业了；难就难在：第一，对形势的准确判断；第二，不同的政策工具怎么搭配；第三，每个政策工具的力度有多大。”隆国强说。
胡仙芝向记者分析，任何一项政策的产生过程都是多环节、多方面配合和博弈的结果，因此，科学化、民主化对于公共政策来说，同样都是重要的价值目标。
“现实中，领导人做的任何一项决策都只能是某时、某地、某局势下的相对理性的结果，决策方案总是不能实现最优方案的选择——因为问题在不断发展变化，条件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政策行为本身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客观的情况和态势。因此，决策科学化不仅要求决策行为的正确性，更需要有很多的储备性政策研究为决策科学化作技术保证。”胡仙芝说。
中国智库体系开始变革
目前，除了现有的各大研究机构，刚于3月20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被业内认为是加强“储备性政策研究”的重要智库，而其成员的“高规格”、“超豪华阵容”，更令外界关注并予以极高期望。该中心堪称中国史上“最高规格”的智库，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原国务院副总理)、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心秘书长：魏建国(商务部原副部长)。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其办公地点距离中南海仅百米。
记者从该中心了解到，自成立后，该中心还没有开展大的活动，首次举行重大活动，是7月2日至4日在北京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这次大会邀请200家到300家全球知名智库和全球500强企业领袖，为摆脱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出谋划策。
“我们中心是一个大概念，其定位是国际性经济研究、交流和咨询服务机构，当然也包括国内储备性政策的研究。因为中心刚成立，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参与专门的储备性政策研究。”该中心研究人员之一、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6月23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此外，由于该中心属社团民间组织，国家没有拨给任何经费，其经费全靠自筹。为了筹集研究经费，该中心成立了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交流基金，其最高决策和管理机构是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交流基金董事会，董事会成员暂由中外著名企业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及各界社会贤达人士组成。
从经费来源看，这个被认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半官半民的新型高级智库，跟西方国家的智库具有相同性。
“各国的智库做的事都差不多，但是国外大量的智库是非官方、非盈利机构，是独立政治之外的，拿政府钱的机构比较少，大多是富人设立的基金会承办；而东亚的智库比较依附于政府，跟政府的关系更密切一些；或者依附于大企业的比较多。”隆国强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但是，该中心的成立无疑将打破原有的智库格局，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评价说，“中国智库体系的变革刚刚开始。”
资料：美国智库的江湖地位
布鲁金斯学会
1927年成立，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在政治倾向上属于中间派。该学会非常重视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的研究，号称网罗了一半中国通，其东北亚研究中心集中了一批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兰德公司
美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战略思想库之一，于1948年成立，其特点是与美国官方特别是军方关系密切。兰德公司在对华政策方面的许多建议曾被政府采纳，冷战后主张对华采取“遏制加接触”政策。
新美国世纪计划
成立于1997年，具有鲜明的新保守主义与冷战思维色彩，政策立场上一贯反华和支持台独。该组织视中国为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即使在“9·11”后，该组织仍继续强调美中关系的对抗性。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又称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成立于1962年，曾经有浓厚的保守色彩，被称作“强硬路线者之家”与“冷战思想库”。近来，该中心政策已变得相对温和。中心主张建立并巩固中美最高层对话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