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沿着正确的道路启程”

　　

　　旧中国科技事业长期处于落后的局面，科研机构零散，优秀的科研人员凤毛麟角，大量的科研领域处于空白状态。1956～1966年的十年间，中国科技上了一个大台阶。吴明瑜说，经过十年的发展，尤其是“12年科技远景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使“我国的科技事业发生了质的飞跃，主要学科和技术领域几乎都有布局。虽然门槛低些，规模小点儿，成果少了些，但各领域都开始了工作，而且我国还有了一支门类和学科比较齐全的、从事现代化科技课题研究的科研队伍。”

　　史料显示，到1956年，在侨居国外的大约5000名科学家、留学生中，已有近3000人冲破种种阻力，陆续自海外归来。至1966年，仅中国科学院直属研究机构就达118个，科技人员约2.5万人。

　　作为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12年科技发展规划”推动了以中国科学院为龙头的中国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重大科技成果，缩短了中国整体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奠定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坚实基础。这也使得在科技事业遭到破坏的“文革”时期，科技领域仍能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如1969年9月首次成功进行地下核试验；1970年4月24日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1年3月3日“实践一号”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1年9月中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安全下水并试航成功；1973年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研究工作取得重大进展；1975年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等。

　　这些成果的取得，一方面得益于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决支持，一方面也得益于“文革”前十余年我国科技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

　　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科研积极性。此后中央陆续出台一系列促进科技发展、人才培养的政策，包括鼓励适龄青年出国留学，财政部每年拨专款支持等。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访美期间，邓小平曾马不停蹄地参观美国的大学、大公司。邓小平认为，科技的差距突出表现在教育上，科技要发展，基础在人才，要派年轻人出国到发达国家学习，掌握先进技术。”吴明瑜是邓小平访美的随团人员，令他印象颇深的是，“邓访美后，中国就开始了历史上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时代。已有事实证明，开放留学的政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已经并继续起到重要作用。”

　　数据显示，到2006年全国累计有106.7万人赴108个国家留学(其中大量的是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学成归国的有27.5万人。大批回国留学生已成为科研、教学和发展高科技企业的带头人。

　　1982年中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方针；1983年国家科委、计委和经委共同组织专家，讨论制定了12项重大技术政策，后来还搞了计算机、生物技术、航空工业等技术政策，对中国的技术与经济工作的发展影响深远。

　　1978～1998年的20年间，是中国科技事业恢复、调整、改革、发展阶段，科研环境得到极大改善，科技政策也有了很大调整。1985年开始的科技体制改革和1995年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支撑了科技事业的第二次飞跃。

　　在2006年初举行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首要的国家战略。同时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下称纲要)明确提出，到2010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提高到2%；到202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5%以上，企业将成为科技创新主体。

　　纲要集2000多名社会各界精英智慧之大成、历时两年多时间编制完成，是1956年制定“12年科技远景规划”之后，又一个国家级中长期科技规划，也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及加入世贸组织后的首个国家科技规划。“自主创新”是纲要的核心和最大亮点。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科技界专家表示，自主创新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它是国家破解结构不合理和增长方式粗放等国民经济重大瓶颈难题的战略性考虑。这不但是科技发展路径的战略转变，也是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大突破，是破解我国产业技术水平低、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难题的战略安排。“尽管我们还存在着自主创新的基础还很薄弱、创新能力还不是很强、投融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等一系列阻碍创新发展的问题，尽管前途并不平坦，但毕竟我们已经沿着正确的道路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