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代市长王荣表示，“农民工”的概念已发生变化，这批农民工的下一代再来到深圳，穿的是T恤、牛仔裤，留的是很时尚的发型，他们不能再被称为“农民工”，深圳“农民工”这个概念将会消失。(《广州日报》7月6日)

　　一个最简单、最难以回答的问题是，“农民工”概念消失，那这个群体应该叫什么？能叫“市民”吗？即便不是市民，能叫“市民工”吗？

　　可事实上，他们依然离“市民待遇”相隔十万八千里。在城市，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固定的住所，依然是“暂住”；他们的子女依然不能同市民子女享受同等的教育，依然需要“借读”；他们依然时不时遭受城里人的白眼，依然会为找不到活儿、讨不到工钱而提心吊胆；他们依然没有医疗和养老保障，没有基本的“市民”待遇。

　　穿上T恤、牛仔裤的农民工第二代，虽然形象已大为改观，与市民所差无几，可这并不说明他们已是“市民”。不然，当40名外来工人员获批落户上海时，他们也不会激动得泪如雨下。一个户口意味着什么，个中的滋味，只有“农民工”自己心知肚明。改变一个称谓不难，消灭一个概念也容易，但是，难以改变的是“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生存处境、国民待遇和社会福利。

　　“农民工”这个称呼或者说概念，是“历史地”形成的，它何时消失，并不依赖于个人意愿。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前，在如铜墙铁壁的户口壁垒面前，在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面前，无论穿上多么漂亮的马甲，无论公共管理部门能“恩赐”几十张户口待遇，“农民工”还是不折不扣的“农民工”。(石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