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24日下午，设在新闸路经远里12号的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正在开会，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叛徒提供的情报，前往会场逮捕了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党的优秀军事干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本来也要去参加这次会议，临时因其他事要处理未去，得以幸免。机关被破坏的前两小时，鲍君甫才知道敌人的行动计划，来不及通知我党。事情发生后，中央特科很快查明告密的叛徒是白鑫。此人原是军委秘书，对军委的情况很熟悉。8月24日那天，白鑫事先已向敌人告密，开会时他佯装无事仍去参加会议并担任记录，虽一同被“捕”，但很快就被敌人保护起来。我党通过鲍君甫以国民党调查科上海特派员的身份去找白谈话，知道他准备去南京继续出卖党的机密，再回上海对中共中央机关大肆破坏，然后去意大利躲避。

　　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后，决定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尽快除掉，以免后患。“红队”立即设法在白的住地上海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和蒲石路(今长乐路)之间的和合坊48号的旁边租了几个房间，把白鑫监视起来。周恩来还亲自到白鑫住的地方观察现场，并结合所得到的情报，制订了周密的行动计划，指挥陈赓执行。1929年11月11日晚上11时，当白鑫、范争波等五人走出住所，还未上汽车时，隐蔽在弄堂里的特科人员一齐开枪，当场打死四人，除白鑫外，还有范争波的弟弟和一个保镖、一个巡捕，范争波负伤。特科的特等射手枪法非常准确，三个人向白开枪，三发子弹都从白脑后一个部位打进去。巡捕、法医验尸后，都惊叹不已。一时上海滩上，“共产党的神枪手”威名大震，使得特务、叛徒闻风丧胆。周恩来还调动特科全部力量，来营救彭湃等四位同志，营救的办法是等敌人把他们解往刑场的途中实行武装劫救。但解往刑场那天，敌人戒备森严，营救没有成功。

　　8月30日，彭湃等四位同志在龙华遇难，周恩来非常痛心，又满腔悲愤，第二天他饱含热泪挥笔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群众书》，愤怒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残杀革命同志的罪行。两周后又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追述了烈士们被捕后视死如归，为革命奋斗至最后一刻的感人事迹。

　　任弼时在1929年前后曾三次被捕，因他均用化名，没有暴露身份。前两次周恩来领导特科同志，请同情我党的律师、法学教授潘震亚与律师费国禧到法庭辩护，合法营救出狱。最后一次，是1929年9月他在上海被捕，被捕时他将暗藏的秘密文件放在口里嚼碎咽下去了，敌人在他身上只搜出一张月票。由于月票上假地址的房子已在一次火灾中烧掉了，查无实据，敌人严刑追问他的真实姓名，甚至使用电刑，他始终未吐露真实姓名。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先请律师辩护无效，接着又派陈赓找鲍君甫设法营救。鲍利用他和租界巡捕房的关系，说任是他手下人，同时又派洪扬生给巡捕房探长陆连奎送去100元现大洋买通关系，次日，任弼时安然获释。

　　1930年4月，恽代英在上海沪东老怡和纱厂门前被捕，化名王作霖。由于他作了伪装，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被判刑三年。周恩来知道后，派陈赓通过江苏高等法院一个法官的关系，使恽代英得到减刑，决定提前释放。后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出卖，恽代英被害。

　　1930年冬，关向应在上海租界被捕，巡捕房抄走了一大箱文件。鲍君甫受我党之托找巡捕房表示愿意帮助鉴别这批文件，巡捕房同意。中央特科派工作人员刘鼎以鲍派去的专家身份到巡捕房去“鉴别”文件。刘鼎把重要的文件都拿回来。后来由鲍告诉巡捕房说，被捕的是一位学者，抄出的文件都是学术参考资料，没有什么重要内容。敌人认为关向应不是要犯，对他判刑较轻，不久，便被释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