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滩银闸忆旧游，挥斥古今负壮猷，履霜坚冰人未老，天风海浪自悠悠。”这首诗是任继愈与大学同窗胡绳共怀昔日往事的唱和之作，磅礴之气跃然纸上。几十年来，他始终如一地为少年时所负“壮猷”孜孜矻矻，不懈努力。

　　“我现在目标是要活到150岁。因为中国国富了，民也强了，经济、科技都发达了，‘神五’、‘神六’也上天了，我要再多活几十年，活到150岁！”季羡林乐观地说。

　　九旬以后，任继愈的眼疾愈发严重，医生嘱咐他为了保持目力，夜间不能看书和写字，但是他仍然将每天的时间花在读书和写作上，“现在正是政通人和的好时光，应该多做些事情，以此弥补在十年动乱失去的光阴。”他说。为此，他幽默地将自己的书房由“潜斋”改称“眼科病房”。

　　正是因着这种勤奋，十年浩劫中被发落到学生宿舍看大门的间隙里，季羡林翻译出了闻名世界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9万余椎心泣血的诗行，写下中国文化史浓重的一笔，树起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丰碑。正是因着这种勤奋，1983年，70多岁的季羡林从一本《弥勒会见记》残卷开始，以10年时间一个人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吐火罗文研究，以中、英文写成专著，并把世界吐火罗文的研究提高了一个台阶。

　　20世纪90年代，80多岁的季羡林的婶母、女儿、夫人、女婿相继离开了他。他变得更加沉默，他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中国蔗糖史》的研究和写作上。这是寂寞的10年，“在80岁到90岁这个10年内……颇有一些情节值得回忆，值得玩味。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我每天跑一趟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无碍。燕园风光旖旎，四时景物不同。春天姹紫嫣红，夏天荷香盈塘，秋天红染霜叶，冬天六出蔽空。称之为人间仙境，也不为过。在这两年中，我几乎天天都在这样瑰丽的风光中行走，可是我都视而不见，甚至不视不见。未名湖的涟漪，博雅塔的倒影，被外人称为奇观的胜景，也未能逃过我的漠然、懵然、无动于衷。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图书馆中的盈室满架的图书，鼻子里闻到的只有那里的书香。”

　　在不同的轨道上，他们心心相印；在相同的追求中，他们携手向前。乐观、顽强，一次次逼退苦难，一次次与病魔对峙，与20世纪的风风雨雨相比，他们强硬得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渔翁。“生也有涯，学无止境”，在一幅法书作品中，任继愈写道，正是在这无涯的学海中，他首次提出“儒教是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从而打破了国内外思想界认为“中国古代无宗教”的普遍观念。“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问精不精”，季羡林曾这样答问。“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他如此形容自己的苦苦求索、精益求精的漫长学术岁月。正是在这精进的求索中，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