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因病于昨晨4时30分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93岁。同日上午9时，国学大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因突发心脏病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新京报7月12日)

　　半个多世纪以前初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在自己就职演讲中有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对此，转换成现代人熟悉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说，大师之大，非有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因而，当短短一日之内季羡林与任继愈两位“大师”相继辞世，世人在无比惋惜和悲恸的同时，对当下学术体制的反思不仅难免，而且只能更加紧迫。

　　然而，众所周知，季羡林先生生前也曾主动请辞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项桂冠，任继愈先生平生低调，不图虚名，只求躬行实事。只是，当众所公认的名副其实的“大师”们虚心向人时，却也有人假借“大师”之名招摇过市。对此，究竟二者之间的差距有多大这样的疑惑显然不言自明。

　　有文章称季羡林先生“是学术传统断裂之前的真正学者，是上世纪留下的最后一位大师”。痛失“大师”之余，“谁又是我们当代的大师”以及“我们当代是否还有自己的大师”这样的疑问或许更加令人忧心，也更需令人深思。因为，我们实在不能想象，现有学术之风浮躁不实，学术造假行为屡禁不止等现象大行其道的大学，这片一度曾经孕育出无数大师的沃土还能否尽如人愿。

　　官僚本位、僵化的学术机制以及商业之风的过度浸染，毋庸置疑，眼下的“大师”之名已然成为大学的难以承受之重。诚所谓，大学之大在于大师之大，大师无疑是大学的立本之基。相反，一旦大师不存，假大师横行的大学又必然继续误人子弟。

　　“学习季羡林先生一生中真正应该学习的东西，是我们对他最好的怀念”，此言不假，不过，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学习应该从我们的大学开始。正如黑格尔所言，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只有从教育的源头教授给社会上这些所有行业的后继者以淡定求实的品格，我们的社会抑或才有希望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