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是毛泽东颇为推崇的一个

　　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中，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是毛泽东颇为推崇的一个。顾炎武虽不以政治才干名世，但其器识却远非一般文人秀才可比。他有政治抱负，也有比较充分的政治素养和对时事的深刻洞见，只是缺少机缘时会而已。这不仅因为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后世学子所敬慕，更在于其讲求经世要务、民生利病的治学之道，在于他年轻时参加复社反对宦官专权，明亡后又参加抗清斗争的政治实践，在于他后半生遍历华北各地，结交豪杰义士，观察山川形势，了解民生疾苦的“尚行”作风。其心血之作《日知录》，以“明道”“救世”为宗旨，按经义、吏治、财赋、史地、兵事、艺文等分类编入，绝非书生的空泛之论。毛泽东1913年底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便把顾炎武的学生潘耒为《日知录》所写序言中有关顾的政治行宜和讲求实学的内容，抄录在自己的《讲堂录》里，奉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在1917年4月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还把顾炎武标举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可师”的“文而兼武”之人，向往之意见诸笔端。毛泽东如此推崇顾炎武，可视为他后来作为理论和实践大家的思想品格的一条伏线，也是他后来主张知识分子必须融入实践才能有所作为的一个端倪。

　　历史上知识分子从政，免不了通过疏策书谏等方式发表政见。毛泽东读史，很注意他们在这方面的见树。对切中时弊又能给人启发者，推崇有加，并常常根据现实的需要作些发挥。比如，读战国时宋玉借与楚襄王对话写成的《风赋》，毛泽东认为赋中描述了贵族之风和贫民之风的区别，“有阶级斗争意义”，还说对政治形势也要在宋玉说的“风起于青苹之末”时看出动向。

　　读李斯献给秦王嬴政的《谏逐客书》，毛泽东认为“有很大的说服力”。读西汉时贾谊向汉文帝进的《治安策》，认为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读枚乘借吴客与楚太子的对话写成的《七发》，他认为对现实政治有“颇多的批判色彩”，“是给吴国贵族们看的”。

　　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的体会是受到错误处理，可以锻炼意志。读东汉末年李固致黄琼书，他强调“人贵有自知之明”。读西晋江统为杜绝“四夷乱华”向晋惠帝建议把少数民族从关陇一带迁走的《徙戎论》，他批注说“迁亦乱，不迁亦乱，封建时代非乱不可”。读唐代李百药写给唐太宗的《封建论》，他总结出“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读马周贞观十一年给唐太宗言得失的上疏，他认为是“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

　　读朱敬则就“览秦、汉之得失”、“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等问题给武则天的上疏，他批注说“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读姚崇奏对唐玄宗的十条建议，他认为“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读姚崇劝谏皇帝节制佛事、削减僧尼的奏对文字，他赞其为“大政治家、唯物论者”。读柳宗元的《封建论》，则赋诗说“百代都行秦政法”，“莫从子厚返文王”。读刘蕡在唐文宗策试贤良时关于铲除专权宦官的对策，也赋诗称道“中唐俊伟有刘蕡”，“万马齐喑叫一声”。

　　古代知识分子的器识政见，毛泽东觉得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