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现阶段的形势与任务而言，结构调整是应对各种经济风险的治本之策，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主题所在。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当前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运行机制存在着六个方面的“不适应性”，妨碍结构调整。

　　第一，规划硬约束力弱不适应产业的科学布局。我国产业结构现状与“十一五”规划的预期目标存在较大差距，“写得科学，干得不科学”。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从国家宏观战略规划到主要产业规划，缺乏执行主体及检查督办制度，从而约束力不强，这是造成结构战略调整“调不动、调不好、易反复”的主要原因。规划失效导致产业布局不科学。国家有关部委的一位干部说，很多地方上项目存在“急迫型”和“饥渴型”，动辄请出省领导来跑项目，给审批部门带来压力。有的地方干脆不上报，县市越权审批后就违规上马。比如钢铁产能在4亿多吨时国家有关部委就停止了审批，但后来还是新冒出了2亿多吨。正在实施的4万亿元投资项目中，一些项目前些年由东部沿海地区上报被否决，现在又由中西部省份报了上来。

　　第二，问责制执行不力，缺乏实施细则，不适应产业的动态调整。“现在没人愿意当‘黑脸’，上面不杀一儆百，下面就会集体闯红灯。”一些干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重复建设的负面效应一般出现在项目建成投产之后，此时决策者往往已经调离，因而问责制显得尤为重要。但近年来鲜有因经济工作失误而受处理的干部。部分基层干部反映，由于违规发展的成本较低，“闯红灯、撞红线”成了一些地区超前发展的“秘诀”。这些“不听话”的地区因为抢占先机，反而提升产业层次，扩大发展规模，刺激其他地方争相效仿，“政策红线”因此屡屡被突破。

　　第三，考核指标设计不适应产业政策的落实。一些结构性指标和重要社会发展指标应列入地方干部考核体系，以保证产业政策的落实。比如，居民消费率、城乡差距指数、基尼系数等，既是经济结构的先导指标，又是社会矛盾的预警反映，需加大在考核体系中的权重。同时，考核要突出就业率的重要性，逐步扩大群众参与面。湖北省发改委主任许克振说，经济结构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只有合适与否之别。从我国国情出发，需将产业分为补贴产业、“零税产业”、创税产业、创汇产业等不同类别，实施区别对待。对农林业继续加大补贴力度，对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实施零税率，突出其解决就业的功能。

　　第四，就业和稳定的压力不适应利益格局的调整。调结构难在改变现有利益格局，难在牵涉就业、稳定等重大问题。“结构调整年年讲月月讲，遇到上访就不敢讲”，一些基层干部坦言，因贫富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社会积怨较大，近几年淘汰落后产能已不像当年砸纺锭那样彻底坚决。一遇到市场转热，那些名义上被关闭的企业很快会死灰复燃。

　　第五，市场秩序和法治环境不适应企业的公平竞争。目前市场秩序尚不能让各类企业充分实现公平竞争，不能及时实现优胜劣汰，尤其是消费市场执行质量标准不严，给了落后生产力相当大的生存空间。一些国有企业的干部说，国有企业因环保、质量、员工工资等方面投入巨大，有时无法与在这些方面约束较松的民营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甚至出现“自律者自戕”的现象。采访中，法治环境是企业家反映强烈的焦点问题。湖南一家公司自主开发的泡沫镍相当于混合动力汽车镍氢电池“芯片”，拥有36项专利技术。三年前，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窃取该公司的技术，并利用自己垄断镍资源的优势打价格战，抢占了35%的市场份额。该公司董事长表示：“我们打维权官司打了两年多，对方都承认侵权，但经过一审二审再审，时至今日仍没结果。”

　　第六，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不适应产业的发展。近年来，个人用于公共产品的年均支出，相当于1993年以前5年的支出总和，尤其是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急剧上升。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与日益增长的社会公共需求相比，社会公共管理尚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严重短缺，导致了内需“启而不动”，消费“激而不活”，实体经济难以贯通三次产业。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说，这次金融危机提出的课题是要形成耐用消费品消费模式所需的制度条件，同时建立市场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只有这样，才能防止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双向传导”和“相互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