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相识相爱 小平两次求婚

1939年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她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性。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据卓琳讲，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不多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邓小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沉默寡言的邓小平，也渐渐理解了丈夫，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在战争年代卓琳拖儿带女所经历的苦难难以表述。“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相濡以沫走过文革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要求自己的妻子：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谢绝了许多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

　　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人身失去了自由，工资被停发，生活十分困难。在经过无休止的批斗之后，卓琳被惩罚打扫卫生。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夫妻俩共同度过那段艰难的时光。

　　那时，邓小平已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被分配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卓琳的活是折线圈，可以坐着干。卓琳看他劳动一天很累，就要给他搬个椅子坐坐，可他说一旦坐下就站不起来了。

　　工资全部停发，改发很少量的生活费，生活尤为拮据。有一次，卓琳从与自己要好的女工那儿学到一些酿酒的要领，并弄到一些酒曲，请人买了些糯米。不久，卓琳就能酿得一手好米酒，邓小平很爱喝。他们还动手做豆瓣酱，这种菜对四川人来说是顶下饭的。

　　他们在那里还开垦出了一块菜地。“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辣椒之类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总是照顾我。”卓琳生前回忆说。

　　“她始终都认为邓小平是对的，包括在‘文革’时，邓小平被打倒。”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副主任刘金田因工作关系，与邓家多有接触。他眼中的卓琳，对丈夫坚定支持，对亲友和蔼可亲，对孩子们严格要求。“卓琳和邓小平一直到最后去世，都是相互依靠，都是非常好的。”

　　邓小平每天与夫人一起往返于从住地到工厂一条长满杂草的田间小道上，风雨无阻，从事着一名普通工人的劳动，体味着一个平民百姓的生活。后来这条小路被称为“小平小道”。邓小平在江西三年的思考，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的改革开放等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