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秘书。他要收起来的文件,由我负责存档。这些文件他看完后,我一一登记好,再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存档。”有时忙,她和邓小平一直劳碌到深夜。卓琳就是这样默默在邓小平背后奉献着,从不给他添乱、惹是非,从没想过从政参政,只是尽职尽心做好自己认定的分内的、力所能及的工作。

　　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在风风雨雨与境遇沉浮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卓琳与邓小平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妇,但他们心底深处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相通而融和的,两人默契着应对一切来自外界变幻的风云。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的情深意切。那个时候,有不少人想的是划清界限,而清醒的卓琳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没有“犯糊涂”:“那时我相信他没有错,当然失误可能是有的,但不会有错误,更不会有大的错误。”邓小平人身失去了自由,工资被停发,生活十分困难。邓小平有一件开司米毛衣,是解放初期在上海工作时一个朋友送的,穿得久了,毛衣的袖子上破了一个洞。家里没有开司米毛线,卓琳就找了一些相近颜色的粗毛线,分成细线,一针一线地把毛衣补好。

　　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经过战争磨炼的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迎接生活的挑战,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那时,邓小平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因早些年在法留学时就干过,然而毕竟已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卓琳看他很累,就要给他搬个椅子坐坐,他说一旦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卓琳的活是缠线圈,可以坐着干。当时她有高血压,往往要一手拉着丈夫、一手扶着栏杆上楼。

　　由于工资全部停发,改发很少量的生活费,生活甚为拮据,邓小平原来爱抽的“熊猫烟”不抽了,改为“前门烟”,爱喝的酒也降格了,改喝普通酒。后来卓琳从与自己要好的女工那里学会了酿米酒,不多久,就能酿得一手好米酒,邓小平很爱喝。他们还动手做豆瓣酱,这种菜对四川人来说是顶下饭的。

　　他们在那里还开垦出了一块地,种些菜什么的。“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辣椒之类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总是照顾我。”

　　被“发配”江西的日子,卓琳记恋终生。院子里挖地、拔草、种菜、施肥,他们干得很愉快,互相帮扶,互相体贴。不几个月,菜地长得青葱翠绿,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青菜可以摘吃了,南瓜开出了金黄的花,蜜蜂在花的周围来回飞舞。邓小平夫妇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就是这样,邓小平干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烧饭之类的技术活,夫妇俩在配合中相互照顾,享受着劳动收获中带来的喜悦。

　　他们精心喂养的几只鸡也开始下蛋了。这几只鸡仿佛通人性似的,一看到邓小平夫妇劳动回来,就咯咯地跟上前来,仰着脑袋要求主人喂食。他们总是高兴地满足它们的要求。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然而如果没有卓琳对邓小平生活的照顾和精神上的理解,如果没有卓琳用行动给予邓小平最大的支持与关爱,我们无法想像后来的邓小平历史是否要真的重新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