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火防盗防记者”？

　　

　　2009年6月16日湖北“烈女”邓玉娇一审宣判无罪，被传为“媒体审判”的又一胜利。“媒体审判”一词近年来频现于法律界、新闻界的辩论台，有人称赞这是媒体履行了社会责任，有人批评这是媒体的越界。

　　“其实在近些年来的重大案件报道中，比如邓玉娇案，客观地说，我们很难看到媒体报道影响了司法判决，而是更多地看到媒体在获取信息时的步履维艰。”陈宝成说。

　　他认为，对都市类媒体记者来说，不用说新闻报道能影响法官，就是正常进行采访报道，也往往很难做到。“记者采访时经常会遇到‘次公民待遇’，已成为不少地方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而这与其肩负的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职业要求是不相称的。”

　　2008年夏天，陈宝成去某中级法院采访银行员工盗用金库资金购买彩票的案件，就有记者同事被“请”出法庭。法院工作人员称：“我知道今天混进来的记者不止你一个，如果你能揭发一个，我就让你在这里旁听。”

　　“由于当地法院的人不认识我，我侥幸逃过了被驱逐的命运，在3名便衣警察的中间，坚持听完了7个多小时的庭审。”陈宝成说。

　　“从这一点，可以说当前的中国媒体，不具备所谓‘媒体审判’的能力，或者说，连舆论监督的能力都存在很大欠缺。有人说要防止媒体审判，我认为更值得警惕的是，借防止‘媒体审判’之名，拒绝舆论监督。”陈宝成说。

　　2009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要求检察机关推进信息化建设，加快检务公开。自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生效之后，信息公开、推进舆论监督的社会呼声也越来越高。

　　陈宝成建议，在未来推进司法改革的过程中，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加强信息公开的制度性建设，建立“该公开信息不公开”的惩罚机制，通过制度的力量，来纠正地方或者个别人员由于认识偏差导致的问题。

　　在约束媒体方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于2009年3月24日发出《关于采取切实措施制止虚假报道的通知》，但在监督执行上，还没有建立操作性机制。媒体报道失实主要由行政主管部门处罚，通常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失实报道从严发落，一些情节不严重的，有时仅以写检讨、罚款等内部处理了事。

　　在全球84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中，有三分之二的准则明确规定，报道失实必须予以“及时更正”。《纽约时报》专门设置更正版，许多是编辑发现后主动更正。

　　而比如此次上海高考“作文门”事件，出错的纸媒在第二天再次刊发作文题，并未更正前一天的失实。网络媒体则更简便，用正确的文本替换，就算“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