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7日至8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13轮会晤。此次会谈的氛围似乎不同以往。近段时间里，中印边界问题被两国媒体不断热炒，“中国威胁论”在印度时有抬头。与此同时，印军在边境地区动作频频，以应对所谓的“中国军队的越境骚扰”。两国的空气中似乎飘浮着一种隐约的火药味。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会谈不太可能在边界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过去的60多年中，中印双方围绕边界问题展开了数十轮多机制、多级别的谈判，然而，边界问题似乎正在走入一个死胡同。追根溯源，主要原因还在于印度方面所固守的“承认现状”的解决思路，以及与之相伴的三种心态的羁绊。

　　不良心态一：“殖民遗产天然继承者”

　　中印两国边界争端缘起于英国殖民者1914年炮制的、被中国历届政府所拒绝承认的《西姆拉条约》及“麦克马洪线”。由于“麦线”的非法性，炮制者直到20年后才在相关地图集中标出“麦线”具体位置，且标明“未经标界”。

　　然而，1947年独立建国后，印度自诩“大英帝国天然继承人”，要求全盘继承英印殖民帝国在藏特权及侵略遗产，坚持认定中印边界已经划定，两国不存在边界问题；并声称若要谈判，中国须首先承认“麦线”，并接受印方主张的西段边界线(即按分水岭划分)，在此基础上双方可就一些“枝节问题”进行谈判。

　　对于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从一开始态度就十分明确，即中印边界从来未曾划定，《西姆拉条约》及“麦线”是英印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背着中国政府所为，是非法的。中国向来认为，中印两国理应遵循互谅互让、有取有予的原则，解决边界问题。然而，由于成因复杂，中国愿在“麦线”问题上采取现实态度，从未要求印度归还旧殖民主义者非法并入印度的全部中国领土。

　　不良心态二：“放弃特权换回报”

　　独立后的印度继承了大英帝国的“西藏应为中印缓冲区”的地缘政治观，全盘接受了大英帝国在藏的所有特权。即便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度也迟迟不肯放弃这些特权。尼赫鲁政府甚至怂恿达赖出走境外，寻求“藏独”。

　　1954年4月29日，经过多轮会谈，中印两国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印度被迫放弃在藏特权。但尼赫鲁政府想当然地认定，通过该协定，中国政府承认了中印两国边界现状，即完全按“麦线”划分，这是中国对印度“放弃在藏特权”的回报。同年，印官方地图开始将印边界说成是“牢固和明确的”。

　　随后不久，在这种“要求回报”心理的强烈驱使下，尼赫鲁政府理所当然地推行起更加冒进的“前行政策”，并最终引发了中印1962年的边境冲突。

　　不良心态三：“谁控制谁有理”

　　在过去几十年中，印度一直在努力“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方承认印度对有争议地区的“实际管辖权”。在这种心态作用下，印度不断地在东段边境争议区采取单边行动，即“领有化、行政化、人口化和军事化”。

　　“领有化”就是不断派人占领争议地区，甚至不惜武力驱赶西藏地方行政官。如1951年2月，在中国军队和平进入拉萨之时，印武力驱赶了达旺地区的西藏地方收税官。至1953年，印已基本“领有”了“麦线”以南的广大地区。

　　“行政化”就是加强对争议地区的行政管理与机构设制。印独立后，1950年成立“北部和东北部边境委员会”；1954年成立“东北边境特区”，归外交部领导；1972年1月20日将该区改为“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归内政部领导；1986年12月8日，印政府又将该“直辖区”内化为“邦”。

　　“人口化”就是不断往争议区移民，使之“印度化”。过去争议地区主要居住着汉藏语系的中国少数民族，如门巴族、珞巴族等。然而，经过20多年的不断移民，印内地移民已达60多万，占争议区总人口的65%。近年来，印政府更是不断鼓励内地人向达旺——中印边界争端中的最核心焦点——移民。

　　“军事化”就是不断加强印控争议区的边防力量。经过多年经营，印在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已对中国形成相对优势。近一年多，印边防现代化步伐徒然加快，如部署先进的苏-30MKI战机、T-72主战坦克，以及新修机场、大修战略公路、新增10万兵力等，以期在兵力、装备与基建方面对我形成绝对优势。

　　当前，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日益强硬，上到国家领导人下至专家学者，毫不掩饰地公开宣称，“印政府不会让出一寸领土”。近一年多来，印度有人又开始公开兜售“以西换东”方案，以实现印度“承认现状”之目的。依据该方案，印度愿放弃历史上原本就不属于它的西段“争议区”，来换取中国承认其对东段的合法占有。但这种“占有者通吃”的心态显然不被中国政府所接受。

　　(本文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南亚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

　　资料中印边界谈判进展缓慢

　　中印边界长约2000公里，分东、中、西三段，从未划定过边界。目前，双方有争议的地区约12.5万平方公里，主要位于东段藏南地区的“麦克马洪线”附近。

　　2003年，中印两国同意设立特别代表会晤机制，确立了解决边界问题的三步走战略，即先确立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然后确立落实指导原则的框架协定，最后在地面上划界立桩。双方经过5轮艰难会谈，于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印期间，达成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这也是迄今为止，该机制在边界问题上取得的最大进展，但中印双方在一些大的指导原则的具体内涵上分歧仍然严重。

　　由于印度固执于“承认现状”，双方此后的几轮谈判不但未能缩小分歧，反而陷入了越谈越僵的困境。

　　新闻评论中印需培育友好的民意氛围

　　中印边界问题谈判要想取得实质进展，双方需要跳出传统的窠臼，同时还要培植友好民意

　　《世界新闻报》特约记者/胡仕胜

　　近两年来，印度媒体对中印边界问题及“中国威胁论”的恶意炒作，毒化了边界问题的解决氛围。一方面，受印度媒体蛊惑的印民众对华敌视明显增加。印度去年公布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2002年，认为中国为友好国家的受访印度人比例高达66%，但2007年这一比例却降至26%。另一方面，印度媒体的恶意炒作、印度军政要员口无遮拦地宣扬“中国威胁论”，以及印度公开以中国为目标的军事发展或部署规划等，也引发了中国媒体及网民的反击。

　　在两国民族主义均非常高涨的今天，民意对两国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影响日益明显。两国政府在解决涉及领土、民族、宗教等诸多敏感因素的边界问题时，就更须顾忌民间舆情。在这种情形下，要想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方均能接受的、富有实质意义的解决方案，唯有营造两国友好的民意氛围。友好的民意氛围将有助于两国，尤其是印度方面放弃旧有的心态及思维定式，以更加灵活而睿智的方式化解边界争端。实际上，当年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即得益于两国的民间推动。

　　当然，在边界问题尚未解决之前，中印双方须继续维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实际上，1967年以来，两国边境从未发生相互枪击事件。这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但我们也不能据此认定今后两国边境一定会平安无事。

　　当前需要引起警觉的是，在两国边防部队、两国媒体及其受众不断较劲的时候，边境地区“擦枪走火”事件引发边境冲突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有鉴于此，两国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尤显重要。两国高层至少可以透过这样的机制与对话，保持沟通，增信释疑，防止双边关系大局被一时难以化解的边界问题及其“意外事件”所拖累，甚至“误导”。

　　总之，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需要跳出传统的思维窠臼，更需要着眼于两国战略崛起的大前景，以极大的政治智慧来把握机遇，造福两国人民。(来源：世界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