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突发事件发生之后，政府首先面对的就是媒体和公共舆论。而目前许多基层官员觉得最头痛的就是如何来应对公共舆论时代的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健全公众沟通机制，做好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是非常重要的，不同的处理方式就带来完全不同的后果。”一位参与过多起突发事件处理的应急管理专家告诉记者。

　　比如说去年阜阳手足口病事件。3月上旬，阜阳市人民医院接收5例患病儿童。3月27日至29日，5例患儿全部死亡。官方在4月15日前没有公布任何病情进展。事实上医院其实已于3月31日将情况上报，省里也很快派出专家组赶赴阜阳。此举，被当地政府艺术地形容为“外松内紧”。面对不明疾病，恐慌迅速蔓延。

　　“事实上，我们专家组一到那里，就立即建议当地政府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但他们没有接受。全国各地记者到了场，记者们都是要交功课的，没有稿件来干什么，所以第二天马上有媒体出稿了矛头直指为什么又是阜阳？联系四年，阜阳发生了毒奶粉‘大头娃娃事件’。把四年前的大头娃娃事件一联系，就是一条稿。政府还是不开新闻发布会，再过一天又有媒体发稿了，全部是孩子家属的说法和内容，你政府不说嘛，那肯定就被缺席审判了。到28日政府召开统一的新闻发布会，已经太晚了。”这位专家透露。

　　“相反杭州地铁塌方事件，杭州市政府就处理得很好，他们第一时间派出工作人员到机场、火车站，举个牌子接待全国各地来的记者，指引他们去参加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他们还有‘小心眼’，给每个记者发黄色的安全背心，一方面在塌方现场起到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哪个是记者现场人员一眼就可以认出来。”

　　公共沟通是应急管理中重要的一环。“现在一些官员把它当作应对媒体的技巧课在学是不对的，这反映一些官员并没有真正树立起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意识。”这位专家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