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贵阳8月12日专电(记者欧东衢、李惊亚、石新荣)季羡林老人安静地离去，留下了未实施的“大国学”设想和建构理念——“我们应该用‘大国学’这个概念，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

　　许多学者指出，“大国学”思想毋庸置疑是季羡林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文化遗产。作为继承者，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在于——怎样科学地确立“大国学”的理念？怎样理性地去推行“大国学”理论的实践？无论我们怎样做，有一点必须肯定，那就是我们不能将大师所留下的“大国学”的宝贵思想遗产永远停留于设想。

　　“大国学”到底是什么？

　　季羡林先生所提出的“大国学”的设想并非始于今日。早在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时，季老就提出了“大国学”的初步设想：“‘国学’应该是长期以来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而绝非‘儒学’的代名词。”

　　但是，“大国学”的初步设想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直到季老逝世后，“大国学”的概念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时候，“大国学”的设想已被确定为：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

　　面对季老“大国学”的理念，贵州省水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潘朝霖认为：“大国学”是一个很可喜的命题，它有利于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自信心，也拓宽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思路。如果从“国学”的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的一些优秀文化，比如有着完整的历法和文字的水族的文化，那对于这些文化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很少有人知道，水族最早的文字记录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水书”也因此被称为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