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铁路是在西南解放不到半年，在国家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西南人民修建的新中国第一条铁路。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奏请清廷拟自修川汉铁路，以“辟利源而保主权”。此议提出后，英法两国即先后四次照会清政府，强求修筑川汉铁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月，锡良以国内集股方式颁发《川汉铁路按租筹股详细章程》，同年7月又将川汉铁路公司改为官商合办；次年派出胡栋朝、陆耀庭勘测川汉铁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因川汉股款不清，致官绅群起反对，川汉铁路改归商办。清宣统二年(1910年)11月，美、法、英、德四国蛮横阻挠粤汉、川汉铁路商办，清政府次年将“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同年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由此爆发“保路运动”。清政府疯狂镇压保路运动，激起全国人民愤怒，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索。

　　进入民国后，四川地方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又曾多次提出修建川汉铁路及其西端的成渝铁路，并聘请工程师进行初步勘测和设计，专门成立“成渝铁路工程局”负责成渝铁路的建设。1937年6月，成渝铁路开始断断续续地施工，但直到1949年10月，也仅完成原预算工程总数量9%，未铺设一根钢轨。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中共西南局作出的第一项重大决策就是“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同年12月7日，成立“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交通接管委员会铁道部”，1950年3月21日成立“重庆铁路工程局”(同年6月改为“西南铁路工程局”)，6月15日，该局在西南军区大操场举行成渝铁路开工典礼，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部直属部队组成的军工筑路第一总队即奔赴工地，从而揭开了修建新中国第一条铁路的序曲。川东、川南、川西、川北4个军区，也相继组成4个总队，开赴工地。为统一领导，协调交通、工业、财政、民政等部门的工作，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7月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又专门成立了以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李达为主任的“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按照“花钱少，事情办得好”的原则，统一领导、督促工程的进行。为加快工程的进度，11月，在原有军工筑路队的基础上，又决定动员民工参加筑路，并抽调大量地方负责干部进行组织领导。整个工程前后共计投入军工28646人，失业工人18981人，民工70177人。

　　筑路军民在缺乏机械设备的困难条件下，凭着铁锤、钢钎、炸药、扁担、竹筐和建设新中国的豪情壮志，夜以继日地开山劈路，共挖掘土石方1460余万立方米，砌御土墙15万余立方米，开凿隧道14座，修建大桥28座，小桥189座，涵洞446个。同时，他们还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解决了修路中的不少难题。1952年6月13日，成渝铁路完成全线铺轨任务，总计完成正线铺轨505.060公里，侧线136.67公里。

　　1952年7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由自己设计、自己建造，材料零件全部为国产的成渝铁路，在重庆、成都两市同时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邓小平等纷纷题词祝贺，成渝两地人民更是欢天喜地，热烈庆祝。

　　成渝铁路的建成通车，不仅实现了四川人民近半个世纪的夙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及其驾驭、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而且拉开了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序幕，改变了四川交通的格局，对建国初期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国民经济的恢复，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至今，成渝铁路仍是联系成都与重庆及其所辐射的川西川东地区的重要交通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