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以契尔文科夫为首的保加利亚议会代表团访问中国。契尔文科夫是原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妹夫，曾任保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二十大后在赫鲁晓夫强行推行的“非斯大林化”的过程中被免职，但仍保留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中办翻译组的阎明复、朱瑞真参加了保议会代表团访华接待工作。契尔文科夫率团访华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接见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的形势，特别介绍了中国正在创办的人民公社。10月3日，刘少奇会见契尔文科夫谈到人民公社时说：“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我们准备把国家的仓库、商店、银行、加工工厂、学校都交给公社，加强公社中的全民所有制。我们想，这样做两三年以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契尔文科夫率团访问了中国的一些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举国上下战天斗地、土法炼钢的场面，参观了亩产“千斤”皮棉的棉田和天津郊区亩产“5万斤”的稻田。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取得的“成就”，保议会代表团成员中少数人表示怀疑，多数人表示钦佩，说他们回到保加利亚后也要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确，他们回国后，保加利亚报刊立即开始宣传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接着，他们仿效中国的人民公社，开始扩大或合并集体农庄；增加重工业，特别是对黑色冶金工业的投资，实际上也是大炼钢铁。

　　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初起时，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虽不赞成，但在表面上采取了既不称赞也不批评的态度。据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副处长库立克回忆，联络部有一个为苏共中央主席团起草建议的小组。这个小组研究了两种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者为了苏中关系正常化而赞扬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是那样的话，就欺骗国际工人运动，欺骗苏联人民；或者是为了维护真理而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评价为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是那样的话，就会走一条加深两党分裂的道路。起草建议小组最后一致认为，为了维护苏中关系的稳定，应当暂时不要去注意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就是说，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这个意见得到苏共中央主席团的赞同。确实，直到1958年12月底，苏联的报刊和官方文件都很少提及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保持一种“沉默”的态度。

　　随着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断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影响，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开始担忧起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开始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肆宣扬，说每个国家都应该以中国为榜样，组织公社，照搬‘大跃进’。这种宣传在中国的报刊上比比皆是，过了一段时间，在居住靠近中国边境地区的我们自己的人所出版的报纸上也出现了。说实在的，我必须承认，我们当时很害怕中国人的这套做法，他们企图让我们采纳他们的口号和政策。由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不能再继续保持沉默了。我们不得不站出来讲话——不是反对中国和‘大跃进’本身(这是他们自己的内部问题，和我们无关)，而是反对把他们的座右铭照搬到我们苏联自己的条件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