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日军医院动手术

　　

　　黑川走后，11月25日，汪在日记中记有“晚宴桃井中将等”；12月11日的日记又有“桃井、后藤两军医”的记载。桃井中将，即日本“中国派遣军”军医部长桃井直干；后藤即当时南京日军第一医院院长后藤镣枝。不久之后，正是他们俩为汪施行手术，取出留弹的。虽然黑川认为汪背部的子弹不取出为好，但汪的病况继续恶化，疼痛实在难忍，不得不再请桃井与后藤诊治。况且黑川是内科专家，桃井和后藤在骨科上应有更大的发言权。在他们与汪会晤后的12月15日，汪即决定“赴台城(日军第一)病院诊背上留弹”。检查结果，桃井与后藤便决定施行手术，取出子弹，时间定为19日上午。为此，18日汪便“休息并料理各事”，为手术作准备。

　　施行手术取出子弹的决定，确实带有很大的冒险性。因为手术涉及脊椎，万一不慎，重者可能致死，轻者也能致残。但这也是不得不如此的决定。

　　关于手术的经过，汪在19日的日记中记有：“晨9时赴台城病院，11时开始手术，仅20分钟即将留弹取出。是日卧病院中。”第二天上午10时，汪即出院，“回北极阁(即原宋子文公馆)疗养”。

　　在汪接受手术时，伪立法院长兼上海市长陈公博和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都在上海。他们是在第二天下午和晚间分别返抵南京的。据周佛海20日日记所记，他一到家便打电话询问手术情况，“知汪先生经过良好，惟下午仍有热度，不能见面。”

　　由于汪精卫在手术后一时不能主持工作，21日，伪行政院会议即决定由副院长周佛海代理院长。22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进一步作出决定：在汪治疗时期，国民政府主席职务由立法院长陈公博代拆代行；最高国防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均由陈公博主持；行政院事务、全国经济委员会事务由周佛海代拆代行。在公开发表这一消息时，为防不测，佯称汪精卫已“易地疗治”，不在南京。汪在北极阁疗养期间，桃井和后藤两人每天必往检查伤口。伪府的一些重要人物，除陈公博、周佛海外，还有参谋总长鲍文樾、中央军官学校教育长刘启雄、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陈春圃、宣传部长林柏生、外交部部长褚民谊等人，也都不时前往探望。据周佛海12月21日日记所记：“9时起，旋探问汪先生，精神尚佳，略谈政务。医云7日可封口，10日后或可痊愈，惟因汪先生有糖尿病，恐多费时间。”汪手术后，由于刀口很快平复，不几天即全部拆线。31日，汪先后会见周佛海、林柏生和伪最高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以及陈春圃等人。当夜汪即下楼，“与亲友度除夕”。1944年元旦，汪照例发表了新年谈话，仍鼓吹要为“肃匪思想，保障治安，增加生产”三大工作做更进一步的努力，“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以谋大东亚战争目的之完成”。当日还接待了前来贺年的诸亲友。2日，又接待了来访的周佛海及日本顾问犬养健等人。3日晚间，汪邀周佛海夫妇参加家宴。4日至9日，汪接连主持了伪行政院会议、军事委员会会议及国防最高会议，还主持了伪国民政府召开的所谓庆祝参战周年纪念大会，而且每天都接待来访者。7日，汪还特地设宴招待桃井及后藤等医务人员，以示谢意。这一切说明，汪在手术后，身体情况良好。

转往日本名古屋医疗 但是，上述现象恰如回光返照。就在汪精卫甚为庆幸之时，他的身体情况却很快急转直下。1月9日上午，汪在出席了所谓参战周年纪念大会之后，身体即感不适，体温不断升高。当天中午本应出席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火田)俊六及天皇幼弟三笠宫崇仁亲王的午宴，因高烧而不得不“回辞”。第二天体温仍然不退，但因已预定回宴烟俊六及崇仁亲王，不能取消，只得抱病勉强主持。此后，高烧一直不退，但原因不明，一般怀疑是“手术时尚留有积血”。汪不得不停止一切政务，卧床休养。至21日，创口更感奇痛。25日，汪勉强起床，与家人合照了一张相。之后，汪不仅高烧不止，且腹部以下肢体重度麻痹，连简单的每日大事记也不得不停止。因此，他的日记也就记到1944年1月25日。

　　此时，桃井及后藤面对汪的病状也束手无策，只得通过日派遣军总司令部电请黑川利雄再来南京诊治。黑川回忆说：“第二年(1944年)2月，接到了从南京打来的汪精卫病情恶化的电话”，他随即飞往南京，立即为汪检查，“发现原来日本军医部长把汪精卫背上的子弹取出了，结果汪的两腿变得不好使了。”黑川到南京的时间，大约是2月18日以前。黑川进一步检查后，断定汪病为脊骨癌，学名为“多发性骨髓肿病”(此病至今被视为不治之绝症)。由于南京病院设备简陋，无法很好治疗，黑川提出将汪移送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继续治疗，时间定于3月3日。黑川还建议，此前先请名古屋帝国大学脊椎病专家、日本神经外科泰斗斋藤真来南京再作一次检查。随后，日派遣军总司令部便派汪伪政权最高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于2月28日上午飞往东京进行安排。28日下午，周佛海由上海飞抵南京，在与陈公博及伪内政部长梅思平面谈后，“始知医生密告，汪先生之病虽一时不致危险，但所患为脊骨瘤，此病十九不能痊愈，赴日亦不过尽人事”。29日，陈公博、周佛海、鲍文樾、林柏生、陈君慧、陈春圃及周隆庠等人，齐聚南京颐和路23号汪精卫宅，在听取陈璧君关于汪的病状及决定赴日经过的说明后，决定汪赴日后，由陈公博、周佛海代行军事、政治事务，并决定此事“对外不必发表”。随后，陈、周、鲍、林等人到病榻前谒汪，报告了上述决定。

　　斋藤真于3月1日飞抵南京。对汪检查结果，认为其脊髓神经发生严重故障，有立即施行手术的必要，因而同意黑川意见，决定如期将汪送往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

　　3日上午9时，陈公博、周佛海等伪府主要人物即先赴明故宫机场，等候为汪送行。9时30分，汪由日军医院汽车送到机场，与陈、周等人拱手告别后，即被抬人“海鹣”号专机，直飞名古屋。随行人员除陈璧君及其子女汪孟晋、汪文悌、汪文惺、汪文彬和女婿何文杰外，还有伪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夫妇、贴身侍卫武官凌启荣、南京中央医院院长黎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