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真正杜绝‘在职博士’的教育数字造假，救赎在职博士乃至其他类型博士的教育声誉，功夫还得用在统计之外——既在教育统计之外的教育本身，也在教育之外的政府、社会本身。

　　教育部日前发布通知，要求各省市区教育厅做好今年全国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统计年报工作，要求各地杜绝随意干预、随意改动教育事业统计年报中的数据。根据通知，今年将新增“统计在职人员攻读博士人数”。(《新京报》8月17日)

　　为什么要新增“统计在职人员攻读博士人数”，并强调“杜绝随意干预、随意改动教育事业统计年报中的数据”，教育部没有明说。但这样一个事实大家无疑早已心知肚明：在时下的各种教育统计数据中，“在职博士”是一个相对更容易发生数据不实、造假的领域——顾名思义，“在职博士”就是允许一边工作一边攻读，仅需少数时候到场而不必全日制来校进行学习的博士研究生。如此程序极为简化、过程相当简陋、“能见度”严重缺乏的读博方式，想要在其中掺水，自然是来得格外方便甚至完全“顺理成章”。

　　这正如此前不少高校人士向我们描述的官员们在职读博的怪现状：“平时上课基本上由秘书代替，甚至有时会出现秘书坐满一教室的滑稽场面”，“官员为弄文凭，让秘书替自己上课，用公款贿赂导师蒙混过关，在社会上已是公开的秘密”。为此，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更是直言不讳：“大多数领导干部的文凭是混出来的”，并向教育部和中组部提出建议：“严格限制党政干部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对于个人要求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必须首先辞去现任职务，并由个人支付全部费用”。(中国新闻网07.11.6；《新快报》07.3.10)

　　可是，这种明明非常容易造假、公信力不高甚至资质十分可疑、“混出来”特征明显的“在职博士”、“论文博士”，为什么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社会上又如此盛行，蔚为大观呢？个中缘由，显然与教育统计本身没有多大直接关系，而是更广泛社会领域不正常乃至完全扭曲的机制体制所决定的。

　　比如，在干部及其他许多人才选拔考核领域，普遍存在的片面盲目迷信高学历、愈演愈烈的“惟文凭是举”的积习和机制——从早先的“惟大学本科是举”，一步步发展到目前登峰造极的“惟硕士、惟博士是举”。比如，当前许多高校、医院，在招人上早已奉行“非博士不进”的规则；而在党政干部选拔方面，情况同样如此，如最近云南昆明出现的“全球招博士挂职县官”活动，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再如，在高等教育管理领域愈来愈显得积重难返、深入骨髓的高度行政化(衙门化)、产业化(学店化)的办学体制机制。高等教育行政化、衙门化意味着，政学关系的严重不分、高度一体化。于是，高校愈来愈成为行政部门、权力部门的一种附庸，不得不仰仗后者的鼻息而生存。在这种情势下，高校即便明知在职博士的虚假，显然也没有底气拒绝这种“混文凭”之举。另一方面，高校的产业化、学店化又意味着，商学界限的暧昧、错乱，因此，文凭学历学位便不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教育、学术凭证，更成了一种可以批量贩卖交易的商品。而我们都知道，“在职博士”，虽然并非全日制，但学费往往不菲，同时，像干部官员这类热衷于在职博士的群体，往往又是有公费报销方便，在学费问题上完全“不差钱”的。如此一来，一个无所顾忌地愿意卖、一个不吝重金地愿意买，彼此轻松地各取所需，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要想真正杜绝“在职博士”上的教育数字造假，救赎在职博士乃至其他类型博士的教育声誉，功夫还得用在统计之外——既在教育统计之外的教育本身，也在教育之外的政府、社会本身。(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