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10日，针对“德国之声”记者有关“西藏流亡政府是一个世俗政府，还是一个政教合一政府”的提问，达赖“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活佛多少有点言不由衷地回答道，“(西藏流亡政府)或多或少是一个世俗政府。”或许是感到这样回答易招致“诳语”之骂名，桑东活佛紧接着解释道，“我们不用‘世俗’这个词。我们在宪章中写明，我们的政府是集中了‘精神和政治’的政府。立法委员会的成员有权选举议会议员，宗教机构也有权推选议员。但在行政过程中，宗教不具影响力。所有民众，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有信宗权利，也有不信教权利，有信仰藏传佛教的自由，也有信仰其它宗教的自由。这是基本的公民权利。所以这么看来，我们的政府或多或少的是一个世俗政府。”真有点越描越黑、越说越乱的味道。

　　其实，世俗政权与政教合一政权间的分野是明晰的。世俗政权理应“民有、民主、民治与民享”，而政教合一政权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僧有、僧主、僧治和僧享”。既然“流亡宪章”中将“流亡政府”定性为“集中了‘精神和政治’的政府”，这样一个“政府”不是“政教合一的政府”又能是什么呢？非要说是“世俗政府”，这不有点指鹿为马吗？明明包括两大活佛(十四世达赖和桑东)在内的职业宗教人士掌管着“流亡政权”，非要说“在行政过程中，宗教不具影响力”，这不是自欺欺人吗？不仅如此，我们知道，在伪人代会选举中，流亡僧侣至今仍享有两次投票特权，即一次按所属地区-卫藏、安多和康区-投票，另一次按所属教派投票。1990年代后期以来，境外藏人中围绕是否取消僧侣阶层“这一政治特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在2000年3月召开的“伪人大会议”期间达到白热化程度，赞成与反对的争执不下，最后时任伪人代会会长的桑东同意就此付诸表决。但表决结果出现了16：16的僵局，桑东只好“搁置争议”。这次表决结果本身足以说明，僧侣阶层的政治影响力依旧然十分强大。

　　实际上，无论从何种角度来判定，十四世达赖的“流亡政权”都是非世俗的。

　　首当其冲，十四世达赖的政治影响与干预是桑东活佛“流亡政府”“世俗化”难以跨越的一道门槛。

　　从“流亡政权”的架构来看，十四世达赖的政治影响是一种机理性的。十四世达赖出走后在印度建立的“流亡政权”主要有三大系统，即“达赖秘书处”、“噶厦政府”和“西藏人民会议”。其中，达赖秘书处(又称达赖办公室)，不仅是捍卫十四世达赖宗教领袖地位、政治权威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机构，更是“流亡政权”的最核心决策和权力机关。“流亡政府”任何行政指令没有现世达赖的“路条”很难在流亡藏人中大行其道；“流亡政府”的任何聚会，达赖不出来讲几句话，流亡大员们绝对“心里没底心发慌”。哪一次“流亡政府”的“3.10”(拉萨暴乱日)讲话违背过现世达赖的“3.10”讲话精神？多少次“伪议会”开会前夕，现世达赖没有出来讲个话，定个调？

　　以去年的“流亡藏人特别大会”(2008年11月17-22)为例。这次“藏人大会”虽由“流亡政府”一手操办，且现世达赖有意“避会”。然而，这次“藏人大会”是十四世达赖“颁旨”召开的。会议结束翌日，十四世达赖即迫不急待地召见了与会代表，并举行记者招待会，肯定“大会成果”。究其实质，正如《华尔街日报》11月17日的一篇文章所称，这次“藏人大会”只是达赖为巩固其政治地位的一次“民意测验”。“流亡政府”不过是这次“民意测验”的实施者而已。

　　不管承认与否，只要十四世达赖在世一天，“流亡政权”断无可能出离其政治影响，无论它怎样“世俗化”，怎样套用西方的“三权分立”，都摆脱不了这一“政教合一”的魔咒。

　　其次，“流亡政权”离不开十四世达赖，这是一种“流亡宿命”。“流亡政权体系”与流亡藏人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仰仗现世达赖的四处化缘。从“流亡政府”财政预算到“藏青会”的财政预算概莫能外。例如，“流亡政府”2004-07年发展规划所需资金83%须依赖国际援助；“流亡政府”制订的2008-2012年“西藏难民定居点复兴规划”所需的993万美元资金中，“流亡政府”仅能出资69.2万美元，其余只能仰仗外援。最为激进的“藏青会”也是如此。以2007年8月1日-2008年5月31日间“藏青会”经费收支情况为例，这期间其经费收入总额为357万卢比，国际援助在其中占52%，为186.78万卢比。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没有现世达赖的四处化缘，国际社会绝不会对“流亡政权”及流亡藏人如此慷慨解囊。鉴此，一个精神上、物质上都离不开现世达赖的“流亡政权”何以能被冠之“世俗”二字呢？

　　更为重要的是，没有达赖的襄助，“流亡政府”的行政效力会大打折扣。境外藏人的“政治热情”主要源自十四世达赖的“宗教与政治感召力”。桑东活佛本人也曾承认，流亡藏人之所以接受“民主”(即世俗的)政权形式，“正是因为他们对达赖喇嘛的虔诚”，“如果不是达赖喇嘛的提倡，人民可能还不会接受民主。”这也是为什么流亡机构不断挖掘达赖的“政治价值”、不断强化达赖的一元化领导的根本原因所在。实际上，即便现世达赖本人允准，“流亡政府”也不敢忤逆达赖旨意，因为境外藏人不答应。

　　再次，“流亡政府”是现世达赖“以政促教”的工具。在这方面，“流亡政府”动用行政资源对多吉秀丹护法神信徒的大打出手最能说明问题。

　　1996年3月开始，十四世达赖连续在讲经大会上“炮轰”多吉秀丹神信仰，公开咒骂秀丹神信徒是“卑鄙小人”，要求寺庙、活佛和僧俗群众停止信奉，否则将视为对“西藏共同事业的背叛”，是“希望达赖喇嘛不得好死”；达赖要求秀丹神信徒从法会上“站起来滚出去”，并将一批信奉秀丹神的格鲁派活佛拒之法会门外；严令秀丹神信徒退出格鲁派。达赖私人秘书处很快发出通知，印度内外所有寺庙的僧人一律签署保证书停止供奉秀丹神。“流亡政府”，作为现世达赖旨意的实施者，迅速加大了对多吉秀丹护法神信徒的打击力度，规定所有信仰者均不得享受外国的救济款物和经援利益，僧人逐出寺院，官员开除公职，学生停止补助或赶出学校，群众清出社团。1996年6月6日，“流亡政府”伪人代会做出决议，规定“政府”各部门及所属单位、寺庙、学校等机构人员严禁供奉秀丹神。“流亡政府宣传与国际关系部”发文教育全体流亡藏人认清信奉秀丹神的害处，并威胁说继续供奉者将成为藏人社会的公敌。与此同时，作为“流亡政府”打手的“藏青会”、“藏妇会”等也发动各自地方分会，出动大批会员到藏人聚居区和寺庙挨门逐寺搜查查抄，捣毁秀丹神像，殴打信奉僧俗。

　　最后，“流亡政府”的“政教合一性”也是历史的惯性使然。我们知道，旧西藏历史的最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政教合一。西藏文明史大体上可分成两大块，即赞普时代和寺院时代。赞普时代开始于公元前四世纪左右，结束于公元877年的平民大起义。寺院时代真正始于1265年萨迦王朝的建立，直至1959年拉萨叛乱后达赖喇嘛出走境外。其间，西藏陷于了长达400年的“藏卫无法”的分裂割据与战乱动荡时期。十四世达赖“流亡政权”体系是寺庙时代政体的一种变异延续。“直到2000年，达赖喇嘛尊者是最高行政机构的负责人”(桑活在这次采访时明言)。

　　试想一下，这部“政教合一”的历史在其既得利益者手里岂可能戛然而止？2001年以来，“流亡政权”的“最高负责人”不仍是活佛吗？只不过由达赖活佛换成了桑东活佛，其“政教合一”性质并未变，换汤不换药，甚至连汤也没有换。因为，十四世达赖的影响无处不在。

　　更何况，十四世达赖并不愿退出“政治江湖”。去年11月23日，他在召见“藏人大会”与会代表时明确表示“仍无退休打算”。这里的“退休”显然系指“政治退休”，因为宗教上作为大活佛他是无法退休的。而且，1991年出台的所谓“流亡宪章”至今仍保留着“政府最高权力属于达赖喇嘛所有”这一条款。

　　实际上，“政教合一”的流亡政权只是穿上了西方“民主”的外套而已，其内瓤“僧俗共治”并未发生质变。这既是事实，也是“流亡政权”难以改变的宿命，不以桑东活佛的意志为转移。如果桑东活佛坦承“(流亡政府)或多或少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府”，反倒比较贴近事实的真相。(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胡仕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