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看，在缺乏特殊的资源优势的条件下，实现赶超主要是靠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人的因素。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设定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它需要实行广泛而有效的社会动员，把人民的积极性释放出来、调动起来，增强社会的活力。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国情，尤其是中国发展的阶段性任务和条件，仅仅具有权利保障功能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若要成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其政治制度与体制还必须在能够保障人民权利与自由，实行有效社会动员的同时，将有限的民力、民智集中起来，在短时间内，改变落后面貌，追赶世界，即实现跨越性的发展。这样的历史环境和任务决定了，保护人民权利和集中人民力量，是中国政治制度必须具备的双重功能。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要求下，逐步形成和发展的。
具体来说，中国人开始接受民主政治的思想，开始认识到要从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以求国家的振兴是从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始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那时已经来临的民族危机还没有真正被感受到。20年后“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了首都北京，焚烧圆明园，才使当时中国的政治精英阶层猛然醒悟了，1861年，晚清重臣奕䜣、桂良、文祥三人提出《请设总理衙门等事酌拟章程六條摺》，拉开了上层改良“洋务运动”的序幕。但是，20多年后，同样在19世纪60年代因开始“明治维新”改革成功的日本，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同时也打碎了政治精英的救国努力。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朝野在痛切地感受到民族危机的同时，也认识到仅仅依靠“师夷之技以制夷”的器物层面的改革与开放远远不能解救民族危机，要救亡图存必须向日本那样，进行政治、社会改革。这时出现了制度救国的思想。以严复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了效仿西方制度以救亡的主张，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政治家走上发动民主革命救亡的道路。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试图模仿西方民主制度模式，搞议会制、多党制，走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但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冲击下，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此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分裂割据的状态，连孙中山都发出感叹:民国的败象甚于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