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近几年来，在强调尊重学生、维护学生权利的呼声中，一些地方和学校出现了教师特别是班主任教师不敢管学生、不敢批评教育学生、放任学生的现象。对此，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有关负责人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

　　没当过教师的人不知道，现在《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因为过分强调学生权益，比如不许开除学生等，不许体罚学生等，教师应有的教育权利畏缩很多：批评得重了，说是伤了学生自尊，让学生站办公室反省说是体罚学生。很多教师不得不用逃避责任保护自己，比如前段时间出现的“杨不管事件”：安徽长丰县教师杨某某对课堂上打架的学生视而不见，导致一人死亡，因为当事学校半年前曾发生学生砍断老师手指的血案，老师管不住、不爱管，不敢管。

　　全国人大代表邵喜珍认为，“社会、学校、家庭对孩子形成畸形保护，长此以往，我们的下一代将成为“宠坏的一代”、“导致校园暴力不断。”纵容了学生的霸道情绪，更会破坏良性教育生态，降低教育质量。所以，教育部对班主任的弱化的教育权利，进行“强化”，试图纠正“不敢管”、“害怕管”的现象，具有积极意义。

　　看到“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的具体条文，欣慰之余，当过班主任的我仍然禁不住嘀咕，什么才是“适当的方式”？教师言语犀利批评学生是一种“适当的方式”，可有些学生能接受而学生家长却不能接受。还有，班主任对行为出格的顽劣孩子实施罚站也是适当的处罚，可有些孩子会向教育主管部门举报老师体罚学生。换言之，有很多教育方式，教育和教师从管理层面出发，是适当合理的，可家长和学生总认为“不适当”。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间的认识分歧难以消除，教育权屡屡悬空的现状就难以遏制。

　　因此，教育部在出台各种教育管理规定的时候，应该有一个集中公示和问计于民的过程和程序，而不仅仅是教育行政领导的一家之言，是高层领导的个性声音，特别是要多听取基层教育管理者、老师和班主任的各种合理化意见，汲取他们的教育智慧，毕竟对于各项管理制度，一线教师因为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他们的见解更值得重视，更符合客观规律。否则，规定的可操作性就会打折扣。此类规定已有不少，比如教育部不许公办中学办复习班、不许学校假期补课等，初衷是好的，因为和社会和教育现出入较大，执行效果不好，影响了教育管理的公信力，降低了政策管理效应。

　　针对“教育不敢管”问题，仅仅出台笼统的“适当的方式”是不够的，更要听取班主任们的建议，而且很有必要明确规范出什么是“适当的方式”！哪些才是“适当的方式”，那些不是“适当的方式”，给教育批评权圈定一个大致的范围和框框，有了具体的框架，班主任再行使严厉的批评权，因为有框架保护，只要不过框框，就能免责和保护，不会再受到人为干扰和权力骚扰，没有了后顾之忧，教育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能得到提升，有助于回归教育生态。

　　这已经是国际做法：“新加坡在辅导、留校的惩戒方式不能奏效后，校长、副校长和纪律事务长有权用藤条对违规学生进行体罚，但对象限于男生，部位限于手心和屁股，必须有见证人在场，体罚后写成书面报告，并立刻通知家长”、“韩国《教育处罚法》，准许使用长度不超过100厘米，厚度不超过1厘米的戒尺，如对女生打小腿5下，打男生小腿10下等，规定十分详细而明确”、“在澳洲，有一些公立学校设立了警戒室，学生违反了校规校纪，会被叫到警戒室，由专门的教师依照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惩戒，或者被送到农场从事体力劳动，最严重的是开除，如果再不起作用，就会被送到特殊学校”、“英国用鞭子或皮带必须是经过认可的标准，必须备有惩罚记录，年龄在8岁以下的儿童禁止体罚，打手心时每双手不得超过三下，鞭打男生臀部不得超过六下等。最近又专门制定法律，允许教师以身体接触的方式去惩罚学生”。(据有关资料)“让批评细则维护班主任的教育权”，避免了教育者的滥用权力、粗暴倾向，又强化了学生的规则和服从意识。既考虑到了教育现实和教师们的“权利困窘”，又杜绝了各种不良习惯对教育权的干扰，更能收获优良的教育效果。

　　不仅是班主任需要教育权的强化，所有的一线教师、教育管理者都需要教育权的强化。这种强化不仅是一种教育主体权益意识的回归，更是一种教育尊严的回归，是社会、学生以及法律对教育工作者的发自内心的文化尊重，这种事实上的尊师才是最好的尊师重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