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在争夺四平的战役中，毛泽东提出：“化四平为马德里”，“不惜重大伤亡”，“死守四平”。在前线指挥的林彪虽有不同意见，仍听从了毛泽东的决定。实践证明，四平战役得不偿失。

　　

　　1946年1月13日，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估计，东北地区经过谈判也有实现停战的可能。为了争取在谈判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毛泽东要求东北民主联军(原称东北人民自治军)集中兵力“在我完全防御有利条件下(退避三舍后)给进攻之顽军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要不怕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林彪对东北实现和平的前景以及“最后一战”的提法，是有不同看法的。1月5日，他曾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提出“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东北部队目前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人之明攻”。1月15日，林彪再次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指出“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大阴谋”。林彪的基本思路仍然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但是，林彪还是服从了毛泽东、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部署。林彪统率东北民主联军，依据中央决定，乘苏军已从中长铁路撤军，而国民党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在3月中旬攻占四平，4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至此，中长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全部处于我军控制之下，形成了背靠北满，依据内线迎击大举北进的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态势。

　　中共拿下四平、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城市，是为了在东北实现停战的谈判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在实际上却激起了蒋介石更大的贪欲和报复之心。蒋介石到处鼓动说，四平乃是“党国命运所系”，“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从政治需要出发，在四平的决战难以避免。

　　4月18日，蒋军发起对四平的猛烈进攻，四平保卫战开始。在此前后，毛泽东连连电命林彪，要“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阻滞敌人北进，要“死守四平，寸土必争”，甚至提出“把长春变成马德里”，“化四平街为马德里”。马德里是西班牙首都，该城军民在1936年至1939年浴血奋战，顽强抗击德、意入侵，因此闻名世界。

　　毛泽东的这些决策，实际上暂时改变了他原来制定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从“两厢”又回到了“大路”，在“大路”上与蒋军殊死争夺。

　　开始，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在四平、长春一线同蒋军死打硬拼是明智的。在四平保卫战前夕，即4月11日，他曾致电中央并东北局，就防守四平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并不能消灭敌人。

　　同一时期，黄克诚也致电中央，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的情况下，坚守四平有极大困难。

　　然而在战斗打响以后，林彪于4月18日向中央致电：“敌已开始直接进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

　　四平之役血战1个月，打得十分残酷。蒋军伤亡万余人，民主联军也伤亡8000多人。5月18日，林彪急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如实报告说：“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他陈述了理由，并于当日下午组织部队撤出四平。

　　毛泽东没有因林彪没有“死守”住四平而责怪他。相反，复电林彪称：“四平我军坚守一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英勇顽强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什么“历史意义”呢？实践作出了回答：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如果不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其结果必然是人地两失。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黄克诚就四平之役责任问题曾发生过争论。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黄克诚则说：“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