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陈云达到上海前一个月，投机商操纵上海银元价格暴涨，带动物价上行。上海市政府筹集了10万块银元抛出，竟然毫无起色。

　　最后，由曾任第9兵团司令员的宋时轮带一营解放军查处上海证券交易所，当场抓捕200多名投机骨干，银元之战才以中共胜利告终。

　　投机资本随后转向大米、棉纱等物资领域，导致上海7月物价比6月上涨1倍，并波及北平、天津，致使两地物价一个月内上涨3倍以上。

　　7月27日，毗邻上海、最易受上海物价风暴波及的华中局建议，由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五大解放区财经负责人参加的财经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这也是所有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第一次坐在一起商讨财经对策。

　　陈云在开幕会上就提出，上海的骨干工厂不能外迁。

　　这样就只能由各大区承担粮棉调拨任务，共同帮助上海恢复生产---从老解放区调棉花，从北方调煤，从上海周边和四川调大米。

　　华东局向陈云汇报说，常州不让粮食运到上海，赣东北对杭州也是封锁的。皖北、常熟、无锡等地，也对上海禁运。

　　其他解放区有自己正当的理由：经过多年战乱，粮棉自给都很不容易，调出去农民就会挨饿。再比如当时交通破坏严重，从四川运米到上海，运费与收购价相当。

　　杨波向本刊记者回忆，他曾与姚依林代表中财委去东北“要粮食”，一次运出数千万斤，“讨价还价的零头也得几百万斤”。

　　周太和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在一次领导人会议上陈云提出，上海是个好地方，但暂时是个包袱，运进来的东西多，出去的东西少。当时运进的是“两白一黑”，即大米、棉花和煤炭。只是因为上海没有恢复生产，运往外地的工业品不多。

　　薄一波后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回忆说，上海财经会议的重要指导思想就是，观察和解决财经问题要有政治观点，即从全局、全国看问题。

　　这次会议的最大共识是，仍然要把支援战争放在第一位。

小困难服从大困难

　　由统一调拨粮棉解决上海问题，会议的中心转移到了全国形势上。

　　周太和说，会上主要研究了三个问题：统一财政收支，统一金融管理，统一重要物资调拨。“这三件事不是一次可以做到的，有一些事还需要做许多协商说服和组织准备工作。”

　　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对于统一财经，认识并不相同。有的负责人认为统得太早，有的则认为根本不可能。

　　陈云解释说，当时实行财经工作统一管理确是提早了，但是困难并不算大，“我们不应因为统一管理工作方面的小困难，而造成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大困难。”

　　陈云还告诉各大区主要负责人，中央希望他们“说服各地同志，既交出权力，又勇于负责，以此精神共度难局”，“必须强调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

　　上海财经会议最后估算了1950年的财政收支情况，着手统一全国财经。陈云在8月15日的闭幕报告中提出，第一，统一税目、税率，加强统一征管；第二，建立统一的人民币发行库，进一步掌握货币发行权；第三，建立粮食公司、纱布公司等，统一购销。

　　他特别提到，各地区对原属野战军的支援物资，一般的要由中央统一调度。

　　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听取陈云汇报上海财经会议的情况后，表示同意会议的总方针，“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

　　上海财经会议落幕后，物价一度平稳。陈云却向毛泽东汇报，预计物价有“剧烈跳跃之可能”，并督促落实上海财经会议决定的各项措施。

　　10月，上海果然爆发“棉纱风波”：投机分子集中攻击纱布，导致上海的纱布价格在一个月内上涨3.8倍，棉布上涨3.5倍。棉纱上涨带动了其他物资价格，并波及华中、西北。

　　中财委按照既有计划调拨物资，一战而胜。

　　1950年春节，上海的投机势力开始囤积粮食。但此时中共从四川征集的4亿斤大米已进入上海，华中、东北的粮食也源源不断地运到。再战再胜，这就是“米粮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