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贵的是，党的十七大提出“人们的基本文化权益”这一概念，文化共享作为民生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功能得到了回归。解决文化高消费现象，无疑是“文化民生”破题所无法忽视的环节。当前一些地方降低文化消费价格，让“阳春白雪”重新走进寻常百姓家，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让更多优秀的文化产品更快、更好、更便捷地与群众见面，让城乡共享这些优质文化资源，已成为政府有关部门的共识。如文化部与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还为基层剧团配备了近千辆流动舞台车。

　　60年间，从单纯的政治教化工具到一度在普通百姓中渐行渐远的小众化消费，再到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为谁，在强调以人为本的今天，这个道理已经没有再讨论的必要。

　　回首60年，谁也不能否认当前中国文化的空前繁荣；同时，谁也不能否认当前中国文化的多元、多样与多变。文化内容的变化离不开国家的命运。在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年代，文化被泛政治化，内容就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尤其“文化大革命”，在底蕴丰富的传统文化和百花齐放的社会主义文化被摧残、破坏之后，全民文化生活呈现出单一的色彩。

　　文化选择的多元，背后是社会思潮的多元，同样也离不开中国走上市场经济发展之路、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从政府到社会越来越包容的大背景。中国的百姓拥有越来越充分的文化消费主导权，而支撑这一切的就是市场化改革与市场机制，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大众文化产品。

　　当然，文化领域的多元与包容现象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快的苗头。如一些反对权威、“去中心化”的文化思潮导致一些年轻人认为“英雄可以歪曲，权威也可以亵渎”，一些对英雄人物的“恶搞”颠覆了社会的道德标准，混淆了是非价值观念。社会对多元文化内容的接受与包容，并非没有底线。这种底线既包括公民权益、伦理道德，也包括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历了60年文化嬗变的中国人，尽管已从狂热地引进西方多种文化，到回归本土心平气和、从容成熟地创造自己的文化产品，但政府在教育、立法、行政及经济上的适度调节，也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