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二：利益关系剧变过程基本结束。社会结构处于定型化过程中。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前，我国是一个再分配体制的社会，社会中的各种资源首先由中央集权的行政权力进行集中，之后按计划在社会成员中分配。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替代再分配体制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占主导作用，新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逐渐形成。进入90年代中后期，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阶层内部认同也渐渐形成，阶层之间的流动减少，社会阶层代际承继现象出现，这标志着社会结构进入定型化时期。在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背景下，中国进入了利益博弈时代。

　　变量三：公民发育成熟度整体提升，社会公共领域的公共精神逐渐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社会、对社会成员的干预一度达到了某种极致。清华大学教授沈原指出，在新中国诞生之初的1949年，创立的是一种典型的“总体性体制”，其核心特征有两个，一个是国家“吞没”社会，另一个是国家“吞没”经济。这极大地限制了私权利，消解了社会本来具有的自治功能。改革开放之所以激发了全国人民巨大参与热情，就是政策背后尊重、保护公民权利的内在逻辑。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发展私营经济、私企老板入党再到保护私财入宪，对私人经济自由与经济权利的尊重成为改革的一条内在的主线。

　　这一变局也促使着以经济结构为先导的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中国这一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累积起巨量财富的同时，整个社会也正承受着巨大的张力。在维权过程中，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与公共精神迅速成长。人们以平等的主体资格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之中，不仅关注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在涉及公共事务时也表现出公共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