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近日公布《2009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并呼吁政府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规定的义务，在全国每年约1千亿盒卷烟的包装上，印上折寿、自残、致癌、畸形胎儿等健康警示图形。

　　这个办法，是目前全球公认的最有效的控烟手段，但是，在中国，是不是最有效，还要受到中国式的考验。这个考验，就是中国式的吸烟文化。

　　在医学专家看来，吸烟之所以难戒除，是因为长期吸烟，对烟草，对烟草里的尼古丁产生了依赖。

　　吸烟还有一种依赖，即“社会依赖”。

　　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办公室的，长期在一起“打一圈”，互相之间形成了依赖，某一天你突然说你不吸了，不说你自己不适应，你的烟友也不答应。因为你打破了圈子里的“生态平衡”——当大家要打一圈时，到了你这里，这个“圈”断了，人家不习惯，你也会感到不好意思，很对不起大家的。

　　吸烟圈子，还有一种力量，就是对科学、医学话语的消解、颠覆功能。在医生那里，你痛切地懂得了吸烟对健康的危害，因为白大褂的暗示作用，你甚至感到心灵都得到了净化。你离开医院时，心中充满了对医生的感激以及痛改前非的决心。当烟友把烟递过来时，你想用医生的话来抵挡。可是，你会发现，原先理直气壮的话说不出来了。这不是因为你缺乏医生那样的专业训练，而是话语环境变了。

　　在医院里，在医生面前，“吸烟有害健康”一类的知识话语，是这个环境的主流话语；而吸烟圈子是另一种话语环境，在这里，“吸烟有害健康”不仅不是主流话语，甚至还是受嘲笑、奚落的话语，只要有一个烟友讥讽说“你还当真了”，你马上会感到你被这个圈子视为异己了，有被孤立的危险。你本能地觉得，这种危险，远甚于吸烟的危害。你半推半就地把烟接了过来，嘴里还说着我不抽我不抽，打火机已经凑上来了……于是，你回到圈子里，回到安全地带。

　　当吸烟者面对医生时，人际关系是最简单的，在两者间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双方的身份、级别甚至财富等因素，而是专业知识。但是，在各种固定的或临时的吸烟圈子里，递烟、接烟、点烟，就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学意义。低级别者和高级别者互相递烟，但如果级别差距较大，就不一定互相点烟；此时低级别者不会感到不平衡，相反，觉得能与领导互相递烟，说明自己还是有面子的，绝不会“不懂事”到想要领导给自己点烟。

　　你想要人家给你供货，或者批给你贷款，递烟不但是必不可少的沟通辅助手段，还是一种信号，一种肢体语言：对方把你的烟放在桌上，你打火机凑上去他也不理，大半没戏。避免硬邦邦地拒绝，不是要给你面子，而是显得他老练。递烟、接烟，是最好的语言媒介。

　　专家用来警示人们的折寿、自残、致癌等危害，其作用过程是长期的、隐形的，渐进的，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不容易引起警惕；但是，戒烟所带来的人情关系的断裂及连锁性的后果，是显形的，立竿见影的；对很多人来说，后者才是不可接受的。

　　面对悠久而丰富的吸烟文化时，专业知识就显得势单力薄了。